的问题——他把【分配本身就是生产的产物】，扭曲成了“粮食是为了填饱肚子，人们用粮食而不是爱粮食，所以工商业只是对粮食的一种分配”。

    从某种意义上讲，他解决了一直在理论上卡着大顺的“本末”问题。

    虽然扭曲的连生产是为了生产这样的水平都没有。

    但在此时，扭曲成这样反而是有利于传播的。

    粮食是为了填饱肚子，人们用粮食而不是爱粮食，所以工商业只是对粮食的一种分配，这句话算得上是大顺发展工商业的“理论基础”，也算是大顺这边一种类似“重农主义”的东西。

    这句话本身包含两个意思。

    第一：谈分配，首先得生产。

    第二：生产够了，工商业作为粮食分配手段，可以容下足够的人口。

    这，才是刘玉鼓吹在大顺发展工商业的基础。

    跑到古代，对着最基本的粮食都不够吃的皇帝，不提出一个基本的可自洽的逻辑，上来就勐吹萌芽、重商……多半会和面对着连绵不断农民起义的皇帝对着自鸣钟觉得这玩意儿是奇技淫巧差不多的结果。

    老马说的很清楚了，商业资本，未必就一定会改变生产力。更大的可能，是在现有的生产力水平下寄生，比如包买制、劫夺制等。

    而这边重农轻商，又不是因为古人都是傻子，纯粹是因为早就发现商业资本作为一个独立的资本存在时候表现出的极强寄生性而已。

    人家李悝的原话明明是说搞奢侈品会影响麻纺织业，而鼓励奢侈品是要出事的，结果被扣个重农轻商的帽子。托马斯·萌，说政府应该出台政策，抑制国内的奢侈品和浪费，这可不是无名小卒，他被《国富论》称作“成为其他一切商业国家的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准则”。

    桑弘羊多明显的重商主义倾向却被扣个重农轻商的帽子——啥叫重商主义？亚当·斯密描述的，英国沿海的牧民私自卖羊毛，抓到就砍手、再犯吊树上，那就叫重商主义；英国商船敢私自跑到好望角以东，抓到就直接击沉，货物和英国政府对半分，这才叫重商主义。

    这边历朝历代把重商主义搞得相对来说靠近的，算是恨不得放个屁都收税、拉个屎都专卖的宋代。

    拉个屎都专营管控，那才叫重商主义。

    工商业不收税，国内玩自由贸易，那叫重农主义。

    走到此时，生产力的发展，和宋代已经不可同日而语。

    生产力更加发达，再搞宋代那种重商主义，已经玩不转了。这不是个简单的组织术问题、或者说政治构建倒退的问题，而是生产力发展到明中期那一步后，重商主义在国内已经完全搞不了了。

    重农学派说“以中为师”，并不存粹是空想出个理想国。而是实实在在有这么回事的。

    故而，在这种条件下，大顺的问题不是辩什么重商主义还是重农轻商，辩也不是不能辩，法国的重农主义学派，本质上就是轻商的——土地才产出价值，工商业吊毛都不是，只是把土地产出的东西变了个形状模样，毫无价值，所以压根不用管他们。都已经“毫无价值”了，这还不叫轻商？

    这种辞藻大于实质的争论，在大顺毫无意义。

    真正有意义的，是怎么改变“商业资本老琢磨着寄生在旧体系上”的问题。引导商业资本丧失其独立性，成为资本社会的“资本”这个生产要素的一部分——黑马是马，而不是白马是白马、黑马是黑马。

    而解决的最终方案，换句话说，叫“资本的平均利润率”的问题。

    那么，从这一套上，也一样能推出大顺内部的问题——均田。

    怎么解决买地囤地收租的利润过高的问题？

    刘玉没这个本事，最终解决方案是工业极其发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