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商业霸权战争，靠着殖民地市场，把从零开始的棉纺织业养大。

    等到羊毛纺织业体系内的贵族、地主等反应过来的时候，已经压不住了。

    在这里，就可以明确地说：如果没有大西洋、印度洋的阻隔。那么，珍妮机就根本不可能出现、更不可能存活。

    在大顺，珍妮机存活的可能性，为零。

    因为这玩意儿纺出来的纱线，牢度很差，只能做纬线无法做经线，需要用亚麻或者呢绒混纺增强强度。

    这在大顺，压根就没有市场。你纺出来的纱，纺多少赔多少。

    但在欧洲，是有市场的。

    因为国家强力不准进口、行政命令不准穿东方棉布、对东方棉布征收重税，这使得这种在亚洲被视作“十足的垃圾”的混纺布，才能够在欧洲的市场生存。

    并且因为英国海军的强大，海战的胜利、重商主义和重税压榨下的造舰，使得欧洲各国的海上贸易都受制于航海条例。

    这是典型的商业霸权带动工业发展、保护主义的胜利。

    故而，大顺想要走完这一步，就不可能刻舟求剑、东施效颦。

    也就是刘玉活着的时候主导大顺改革的思路：技术进步为辅、商业霸权和造舰优先。

    直到刘玉死的时候，大顺在欧洲市场畅销的棉布，也不是靠蒸汽机、大型织布机和走锭精纺机，所谓的“工业对手工业”的碾压——即便有一定的工业因素，但那绝不是刘玉死前大顺对外贸易的主力。

    而是标准的老马说的：前工业时代的商业霸权逻辑，以造舰和海军获取商业霸权。

    只不过这种商业霸权和原始积累，因为大顺和欧洲的白银汇率、劳动力价格等因素，被刘玉伪装成了【自由贸易】、【先进生产力对落后生产力的碾压】、【经济决定论下的先进战胜落后】。

    既然经济决定论是要被批判的。

    那么，显然，在大顺，想要完成旧时代到新时代的转型，无非两个办法。

    要么，强大的组织力、控制力，稳住旧时代瓦解、小农经济崩溃的剧痛，同时又有极为强力的手段，阻止资本从工业逆流回农业。

    不是说，资本去农业就是错的。而是说，在改革和扩张前的条件下，资本流向土地，土地的生产资料要素，远小于金融投机避险要素。大顺的民间资本流向土地，并不会带来生产力的巨大提升。因为在18世纪，大顺的小农经济，尤其是华北进行了两年三熟的农业革命后，亩产已达18世纪的世界巅峰，很难往上升了。

    故而说，在这种状况下，需要一支强有力的有形之手，控制资本从工商业往土地上逆流——这，几乎是后来东亚必走的路，包括说宝岛的土改，分到地的佃农把土地卖还给地主，那也是要判刑蹲监狱的。

    而且，还要有极为强大的、在这个时代要吓死世界上所有国家的组织力和控制力，愣生生压住转型的剧痛、小农经济瓦解的痛苦。

    显然，大顺压根做不到。

    要么，就只能选择对外扩张，走先发后发的模式。先发地区通过对外扩张，获得原材料和市场，通过老马说的商业霸权带动工业发展的模式。

    而绝不是很多人想的，什么这个萌芽、那个萌芽的。把社会的发展只是经济发展的自然结果，并把经济看作是社会发展过程中唯一起作用的因素，否认政治、思想、理论等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作用。简单地用经济因素的自动作用解释复杂的社会现象和历史发展进程。认为只要萌芽了，经济因素自动作用，就一切都好了。

    不是这样的。

    说句难听点的，单单刘玉的一小点改革，从贸易中心转移、到盐业改革圈地种棉、再到废漕运，这点相对于大顺而言根本不算伤筋动骨的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