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满清最后修川汉铁路的经验来看，以“强制储蓄”或者“强制工业投资债券”的方式，完成基建，并不是没可能。

    只不过，脑子里一定得清楚，在私有制不需要“启蒙”的这边，要么靠类似“三饷”的手段、亦或者隋炀帝修大运河的手段，使之完全是朝廷的，前提是你有本事压得住隋末大起义和明末大起义；要么就搞强制工业债券强制储蓄，但要是搞成满清那样，钱玩没了，就赖账，那肯定是要出大事的。

    李欗琢磨着，说是要搞强制赎买，等于是让地主强制储蓄、强制投资工业债券、亦或者算是强制迫使工业资本不向农业上回流。

    这个想法……只能说，还欠缺点东西。

    显然，李欗既然不敢搞均田、也支持内外分治的手段，那么他的这种政策，最多也就是在先发地区搞。

    但是，稍微算一下就知道，山东地区的租佃和自耕比例，还没有到离谱的地步。

    只靠在先发地区强制赎买，让用行政手段迫使地主搞强制储蓄……简单来说，钱，不够。

    但李欗绝对没胆子把这个政策，延伸到全国。这都不用想，因为搞变法、改良要是敢这么搞，就是王莽改制。

    所以，之前李欗也说了，要借助大顺即将要搞的货币改革，来依靠国家信贷和银行，做那根指挥棒，让资本被操控着流向该流的地方。

    但还是那句话。

    你把路修好了，不用你指挥，资本也会跑到松辽分水岭去圈地种黄豆。

    而关键是修路这件事，而不是修好路之后的土地开发。

    要么，想办法，弄到钱。

    比如学刘玉的扶桑泡沫法。进化一下，就是拿三的那一套，通过金融手段，快进快出赚息差、贴水，保证泡沫不炸，给得起承诺的高股息。以此投资基建等。

    要么，就要把铁路和圈地这两件事，捏在一起。

    提前把松辽分水岭的土地，作为“投资基建的回报”，实质上低价售卖掉国有的土地。

    也即是说，根源问题，在于大顺朝廷手里的资源太少，而民间的资本是很丰厚的。

    如果大顺朝廷手里有足够的资源，那么修路就是小事，国家投资就是。但显然，大顺朝廷没这个资本。

    既然大顺朝廷手里的资源显然不够，那么就得琢磨民间的资本。

    资本当然是好东西。

    假如大顺朝廷手里有足够的资本，依靠官办解决铁路问题，那么这相当于松辽分水岭以北的土地的增值，完全可以归于朝廷，从而实现一个正向的循环，资本不断积累增加，能干的事也就越多。

    而若没有，那么又要修路，也就等于说，必须要把将来铁路带动的土地增值，交给民间的投资者。尤其是大顺已经逐渐成型的通过航运、对外贸易、垄断对日贸易等积累起来的一批原始财阀和金融资本集团。

    同时，大顺的新兴军功贵族，实学派的军官团等，可能又会和这些新兴的金融资本集团通过联姻等方式，绑定在一起。

    这个集团，现在其实已经开始成形。

    因为，现在金银是世界货币，而大顺继承了大明的白银货币改革，同时自身又缺乏金山银山。所以，实质上，之前的对外贸易集团，就是大顺的发钞行，他们手里掌握的金银数量，其实远胜大顺朝廷——大顺的内部货币，理论上是铜钱，但是大明也好、大顺也罢，之前都没有做到“强制结汇”，即将对外贸易的白银强制兑换为内部的铜钱、或者宝钞。刘玉在先发地区试行的兑换券，也只是为资本流向内地去兼并土地、囤货居奇，设置一定的障碍而已。

    李欗可能并不知道，自己到底在干什么、要干什么、干的这些事的政治经济学上的意义。

    或者说，他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