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我把“物流成本、运费”给降下来，这不就把问题解决了吗？

    我修条从陕西到伊犁的铁路、我修条从河南到黑龙江的铁路、我弄个穿越太平洋只要一两个月的运输船队……

    那这问题不就解决了吗？

    到伊犁的铁路一修，直接在伊犁河谷种棉花，在陕西干棉纺织厂，难道没有人愿意出钱去伊犁垦殖、种棉、雇佣失地流民去那边种棉花？

    穿越松辽分水岭的铁路、或者是运河一修，直接在那边种黄豆，运输到营口，难道没人愿意出钱去那边垦殖、种黄豆、雇佣失地流民去种黄豆？

    甚至说，拿三在《论贫困的消灭》里，提到的“农业产业军”的思路，不也一样可以用吗？

    拿三的设想，是法国本土内有1亿5000万亩“荒地”、且是“有价值的、其产物可以参与市场流通”的荒地。

    那么，法国就那么大，而大顺要大得多。

    伴随着新的交通工具、基础建设的发展，是不可可以视作一种“缩地术”呢？

    以铁路、火轮船，作为“缩地术”。

    把拿三设想的条件，以“缩地术”的仙法加持后，把那种条件，平移到大顺身上呢？

    英国的古典政治经济学，以及自由贸易一派，在与英国的重商主义派争论的时候。

    一方面是欧洲的社会存在、海运条件，使得他们有些不甚在意运输成本的概念，至少没有着重考虑——说起武大郎的相关笑话，难道还需要刻意强调武大郎的身高？这不是和太阳从东边升起一样，是个不需要考虑的条件吗？

    另一方面，鉴于休谟等前期反自由贸易派提出的“东方手工业技术先进、和东方白银购买力更强”的问题，刻意回避了休谟的那个反问：若无大海做天然关税，自瑞典到西班牙，皆用中国货矣。直到有一天，欧洲的人均财富，和中国一样。

    前者是不经意的忽视。

    后者则是一个大是大非问题，是必须要回避的。

    哪怕是亚当·斯密，在这个问题上也无解，给出的解决方式，是完全反无形之手的：一，中国应该让出航运业，让最赚钱的航运业由欧洲来干，而把资本投入到农业和工业上；二，英国来当东西方的贸易中间人，也即由英国来控制东西方贸易的航运。

    这句话，即“让最赚钱的航运业由欧洲来干，而把资本投入到农业和工业上”不是说不对。

    而是在于，东西方贸易的利润和回报率是多少，你亚当·斯密真不知道？既然谈无形之手，那么，这无形之手怎么就能让资本不往航运业东西方贸易上跑，而是跑去农业和工业？

    其二，1759年《道德情操论》、1776年《国富论》，就这个时间点，你英国啥水平啊？啥亩产啊？啥棉纺织业水平啊，敢居高临下说东方在工业和农业上不如欧洲？你1776年敢放开自由贸易，中国这边就算睡着了、睡死了、从世界上被抠去异次元了，孟买、苏拉特、达卡的棉纺织业，就能把整个欧洲冲死，心里没数吗？

    真以为搞死印度手工业的，是大英先进的工业生产力？分明是东印度公司的刺刀、军舰、和行政力量下的关税、以及有大炮和战舰能维系这个行政力量。

    故而，在大顺的现状下，李欗不可能去“反思”什么，为什么大顺的农业亩产不如欧洲、为什么大顺的棉纺织业不如欧洲——人，怎么可能去反思一件根本不存在的事呢？

    反而，鉴于这边过早的“国内统一的市场”的形成，以及陕西没有给江苏丝绸加200%关税、苏北也没有对辽东大豆征收200%关税以反制辽东柞蚕丝的事实。

    使得，在“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的核心基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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