饮鸩止渴，和竭泽而渔，并不太一样。

    于治国上，饮鸩止渴，更多的是指明知道日后的危机，但为了一时急用，不得不主动埋下这个危机。

    当然大部分时候，都是王朝中后期，开始玩饮鸩止渴的套路。

    比如刘钰两淮盐改之前，万历四十五年，袁世振的盐政改革，那就是标准的饮鸩止渴法，而不是竭泽而渔。

    袁世振的改革，等于一次性打包出让了食盐这等国家经济命脉的收买运销之权，并且可以世袭。

    好处是，在万历四十五年这个风雨飘摇的节骨眼，筹到了盐税。

    当然，坏处是，连改革的袁世振也很清楚，一次性打包出让食盐的收买运销之权，日后必要出大麻烦。

    只不过，饮鸩止渴者的想法，无非两种。

    一种，便是王八蛋才活二百年呢，相信后人的智慧，能解决这些麻烦。

    另一种，便是先把毒酒喝下，不喝就要渴死。只要活着，便有无限可能，说不定毒发之前，就能找到解药呢？若能吃了解药，那岂不是还白白的嫖了一杯酒？

    现在皇帝说的这番话，需要先弄清楚，皇帝说的鸩酒，毒性到底发作在哪？解药，又是针对什么的？

    如果不搞清楚这一点，就很容易出现理解上的偏差。

    在刘钰看来，这么搞，对大顺王朝是毒酒，因为先发地区的资产阶级，力量一旦壮大，就不会老老实实地不去吃掉内部市场。

    这是刘钰理解的饮鸩止渴。

    是从阶级的斗争的角度去理解的大顺王朝的鸩酒。

    而在皇帝看来，这杯鸩酒，更多的，还是一种技术问题。

    即，工商业的迅速发展、内部货币的统一、货币大量集中在先发地区、私有制和土地买卖不变的所有权基础下，这么搞，会导致“兼并”的速度急速飞升。

    而“兼并”，在皇帝看来，才是真正的危险。所以，皇帝所谓的饮鸩止渴，是从技术和经济角度上理解，认为工商业发展的束缚被取消之后，会导致货币集中，最终兼并加剧。

    刘钰和皇帝对“饮鸩止渴”的理解，是一回事吗？

    本质上，并不是一回事。

    皇帝是站在传统封建王朝的兴衰轮回的角度，去理解的。

    刘钰是站在新时代和旧时代之交的新兴阶级的斗争夺权的角度，去理解的。

    故而两个人在对未来的思索上，也是有分歧的。

    简单来说，两个人都很乐观。

    刘钰乐观，是因为这么搞，大顺王朝必死。就算李家可能不被清算，依靠传承，摇身一变成为新时代的统治阶层的一员，但旧时代会被彻底砸碎。

    皇帝也乐观，因为按照皇帝理解的鸩酒，大顺王朝未必死。而是有可能站在“小农”的角度，借助小农的力量，把新兴阶层的势力扫灭，但又留下他们创造的生产力，或者说继承他们的遗产。

    最聪明的统治者，一定会尝试借用小农、小生产者的力量。用第一种私有制，反对第二种私有制。

    就是老马说的：

    刘钰理解皇帝的乐观——先喝下鸩酒，以后找解药的乐观——到底源于何处。

    但，刘钰的乐观，也正是建立在对皇帝的乐观嗤之以鼻的态度上。

    新兴阶层、新兴阶层，既然是以对他人的劳动榨取为基础，那么显然这是一个光影伴生的系统。除了有一群在大顺的社会条件下相对脆弱的资产阶级外，还有一群新生的、能够和佃农等站在一起的、出卖劳动的阶级。

    谁说，颠覆旧时代的新兴阶级，一定就特指那些工商业资产阶级？

    或者说，谁说新兴的阶级，就只有一个？

    旧时代，也是俩俩伴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