勃生机。

    欧洲打的头破血流，连北美东海岸也未能独善其身，唯独大顺这边安安静静。

    实则，一战对大顺造成的影响，不比直接几十万军队列阵对轰的影响小。

    实学派内部，开始出现了非常激进的思潮一战打完后，我们怎么办？我们要干什么？

    因为，从最开始，大顺的种种改革，走到现在，明眼人都觉得，这一切都是在为这场世界大战所准备的。那么，现在这场世界大战即将打完了，兴国公等那一辈人已经老了，甚至现在也不管太多事只是蹲在山东挖黄河、修道路。

    实学派的很多人都陷入了一种说不出的迷茫当中之前的一切，都看懂了，是为了一战，那么之后呢？

    如果说，历史上的法革，是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也即七年战争的失败，最终爆发。

    而此时的大顺，则陷入一种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即将打赢，但打赢之后怎么办的迷茫中。

    大顺这边，自古以来，对这种事，尤其是激烈的变革，是不怎么喜欢空谈的。

    王莽也好、安石也罢，激进的变革，是要拿出具体的东西的：地、税、法、钱、政，这些实际的东西，而不是空谈的东西。

    包括历史上颜李学派等人，他们写的东西，侧重点从不是“经”，侧重点是“艺”官制、税收、田亩、学堂、人才选拔、军制等等这些东西。

    经，是我们这么做是对的，着重点在于论证“对”。

    艺，是我们应该这么办，着重点在于“办”。

    因为从始至终，“对”这个东西，其实从诸子百家开始，大家的态度其实基本都是一致的。什么是对？国泰安康、人民安定、有衣有食。

    儒、墨、杨当时的三家显学，都是在讨论这个的，无非是在“怎么办”这个问题是，分歧极大而已。

    新学派存在的最大意义，是潜移默化地灌输了一些方法论，解决“我们应该这样做”的“这样”，到底是“怎样”的问题。

    是以，大顺这边的启蒙运动，和欧洲那边的，在表象上完全不同因为大顺这边普遍不信教，所以不可能从经院哲学衍生出的人与神的关系，搞出一堆“不辩自明”、“不言而喻”的东西。

    反倒是，因为大顺这边普遍不信教，所以大顺这边的启蒙运动，围绕的是“权利和义务的统一”、“土地所有制到底是国有制还是私有制”、“是否要限定商人购买土地”这些东西来的。

    这也和大顺这边的官方意识形态有关，因为实际上大顺理论上的官方意识形态，陈亮叶适等人那一套，也是“以艺修身、艺大于经”这一套由内而外的东西。

    当然，是内核。

    也正是因为如此，由外而内的内核，所以叶适等人的想法，才会是全面复礼，以方方面面的制度，由外而内地达到真儒道统。

    这套内核就是如此，包括颜李等人，其实内核也是这样：想当真儒，那就学君子之艺，在实践中体会儒之真意，由外而内，融会贯通，最终大彻大悟。也所以，反对者狂喷他们是异端的理由之一，就是“人要去什么地方，得先知道自己要去哪，然后才能知道该往南走还是往北走。你们可倒好，不先学去哪，先蹲在那造车养马，然后说只要车造好了马养好了，就好了。那你们的目的，到底是去那个地方呢？还是你们的目的就是造车养马呢？”

    也正因如此，大顺这边官方意识形态的影响下，这种由外而内的味儿，还是很重的。

    因为实学一派这群人，不学经，所以他们的目的，也从不是复礼，或者把复礼作为最终理想。

    所以也就出现了这种有些奇葩的启蒙运动，讨论的重点不是人、天、主、神、天赋、自由这些东西，而是所有制、税制、官制、军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