陀之战，从双方伤亡来看，并不算一场大战。

    但东西方的战术体系，在此交汇，真正经历过这场战争的人，包括已经自杀的约翰·莫当特，都已经看出来了一些问题。

    旧时代，或者说，纯粹的线列横队的时代，已经结束了。

    棱堡时代，也已经快要结束了。

    时代在变，一场新的战术变革，即将拉开，谁跟不上，谁就会失败。

    开花弹、散兵、以及作为过渡的纵队冲击战术、壕沟防御的兵力梯次配置、膛线枪的比例增加……等等这些，即便还做不到立刻让战术体系重写。

    但至少，新时代的曙光已经浮现。

    防御一方的约翰·莫当特，临死之前，写给伦敦的建言，写到了时代变了。

    而进攻一方的大顺军官们，作为胜利者，也切身体会了一把时代的变化。

    方阵在开花弹前不堪一击。

    线列进攻在散兵战术面前损失惨重。

    没有盖顶的棱堡，密集的线列兵战术、距离被彻底淘汰，只剩下一种能承受更高膛压的炮管、和一种更为安全的引信，以及一种更为便宜的拉膛线的机器。

    在这一战之前，“我们和欧洲真正的军事强国，到底孰强孰弱、大顺的战术体系是否是正确的”，这样的疑问，一直萦绕在大顺的这些高阶军官的头顶。

    南洋之战，打的是衰落的荷兰，而且基本没有啥像样的战斗。

    印度之战，那纯是以多欺少，拉出去一万五六千的大军、将近十倍的火炮。

    直到直布罗陀之战，算是和英军的常备军交手，结果就是不管是进攻方还是防御方，都得出了结论：战术体系，恐怕又要发生一次变化。

    一众军官们感叹于时代变化的太快。

    这种感觉很微妙，并不是说松苏开始冒出煤烟和蒸汽的那种。

    他们作为军人，站在军事的角度上，也能深刻体会到这种飞速的变化。

    他们小时候，大顺的军事体系、战术体系，是什么样的，他们当然知晓。因为他们不是达官显贵之子，就是良家子体系的世兵。

    等着军改开始，大顺开始装备燧发枪和刺刀，开始整合炮兵，以炮兵、方阵、线列、齐射，来决胜。

    从阿尔泰山，打到日本，再打到南洋。

    然后，不过短短十几年，膛线枪木托子弹、散兵和骑炮配合反骑兵、散兵加纵队冲锋、开花弹、虎蹲炮复兴、防御战壕沟批次部署兵力等等新的战术，又开始推广。

    这些人对于“时代在不断变化，天下大势，浩浩荡荡，顺之者存、逆之者亡”的认识，应该说，以一种不得不的形式，不断加深强化。

    仅仅从战术上，他们已经送走了两个时代。

    联想到此时大顺国内发生的种种变化，难免不会让他们生出诸多的感叹。

    当“变化”本身不再叫人感觉到“不适应”的时候，那么，怎么变化，变成什么样，也就逐渐叫人不会觉得有什么“理所当然不对”的理所当然感。

    虽然他们感触变化的方式，只是通过战争。

    但关键是他们潜移默化接受的三观，使得他们对于“变”的认知，是一种非常别扭的认知，建立起了一种在这个时代看起来非常奇葩的认知方式：一定是因为甲的改变，所以乙才变成了这个样子；乙变成了这个样子，本质上是甲发生了变化。

    比如，战术的改变，是因为武器的变化。

    武器发生了变化，而战术不变，就会遇到排着队列阵，冲击膛线枪和开花弹防御阵地的场景，就会引发惨败。

    这种认知，狭隘的去看，倒是问题不大，狭隘的看就是军改而已，

    但对于大顺而言，真正的大问题，是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