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面，是个简单的逻辑。

    如果，英国的商品，便宜到足够碾压欧洲各国，那么英国为什么需要《航海条例》呢？

    这个例子，在大顺也有类似的事。

    即，海州的晒盐场。

    消灭淮南淮北私盐的，不是刘钰在两淮实行的、行政上的盐政改革。

    消灭淮南淮北私盐的，是刘钰在海州兴建的大型晒盐场和蒸汽扬卤设备——淮南的小盐户们，你们随便煮私盐，但凡你们用柴禾和芦苇草煮的私盐比海州大型晒盐场的盐还便宜，那就算刘钰的改革反动、遏制了生产力进步。

    当海州因为生产力进步而生产的盐，在加了盐税还比淮南的煮私盐便宜时，自然也就没有了私盐的市场。

    反过来，既是说，假如英国的生产力，强悍到足以形成对其余国家生产力碾压的地步，那么英国便无需坚持《航海条例》，相反英国的资产阶级和贵族们会试图废除《航海条例》，拥抱自由贸易。

    而历史上，《航海条例》是哪一年废除的呢？

    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前一年，也就是1859年，正式废除了《航海条例》。

    换句话说，19世纪50年代，英国凭借工业革命，正式完成了对其余国家的生产效率碾压。

    同样的道理。

    北美十三州，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对重商主义和自由贸易开始感到不满的？

    1750年。从这一年开始，北美对英国从贸易顺差转为贸易逆差。

    重商主义，和《航海条例》，不再是保护北美十三州工业萌芽阶段的利器，而是成为英格兰资本家试图霸占产业链高端的工具——法律，是统治阶级的统治工具，由此可见，北美十三州的人并不是英国的统治阶级。

    而这一年，从唯物主义的史观去看，也就是老马说的“英国基本消灭了自耕农经济”的一年。

    故而，实际上，很多问题，拨开迷雾，很简单。

    既没有什么平凡伟大的民族性，也没有任何的神圣性，俗不可耐。

    大顺这边的战略，恰恰是拨开了这些迷雾之后而制定的。

    很多东西，不过也就是“逆练”的成果而已。

    比如这一次在直布罗陀停靠的几艘商船，原本是跑日本贸易的。

    因为刘钰知道，如果放开贸易管制，那么跑日本的商船，就到了拼航运成本、拼皮薄馅大的阶段了。

    而经过简单的计算可知，即便对日贸易，增加足够的军事义务和强制规定——比如培养注册水手、比如强制要求采用大型远航重装商船——其利润，依旧高于买地囤地收租。

    是故，可知，在贸易管制的情况下，即便增加军事义务和强制规定，其利润回报率依旧可以促进中日贸易繁荣。

    这个道理很简单，如果放开贸易管制，哪个资本家会选择对日贸易的时候，用昂贵的柚木做龙骨、用桧木和橡木做甲板船身、去个日本琉球为什么需要商船随时可以改装成可以装备16门重炮？

    为什么不去造更廉价的福船沙船？为什么不学荷兰造皮薄馅大的马车夫商船？为什么要为海军培养实习水手海军一毛补助都不给？

    我这么做。

    别人不这么做。

    是我会破产？还是上天能大发慈悲觉得我为国计长远让我发大财，叫那些皮薄馅大的破产？

    从自由贸易的角度看，大顺对日贸易的管控，比满清有段时间对日贸易的政策都落后，甚至落后的多——专营、垄断、强制军事义务、高价强迫购买威海造船厂的标准化重装商船。

    但这个落后的结果，就是二十年后，当大顺需要干涉欧洲事务的时候。

    大顺可以从东洋贸易公司，征调30艘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