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运动的一种形式、或者叫一种特殊状态，被暂时压制了。

    也就是，伏尔泰的这种，通过对一个真实存在的富庶国家的虚幻构建，构想出一个理想国，不管事实如何的理想国，从而加速启蒙的这种特殊形式。

    或者虚构一个真实存在的异国，并通过异国的富庶来证明本国的不合理的这种形式。

    …………

    启蒙运动此时不只发生在西欧，也在东欧上演，尤其是几十年前还是蛮荒之地的俄国，正在以一种截然不同于西欧、又不同于大顺，且又夹在大顺和西欧之间的非常别扭的形式展开。

    如果非要给这种别扭，找一个多少相似的、但其实不怎么相似的故事，大约可以简陋地理解为“俄国版的新文化运动”。

    发生在今年的事，算是后续的西化派、本土派之争，以及由此引出的“俄罗斯存在的价值与必要性、俄罗斯民族的自我定义、我是谁、我是不是文明世界的一部分、欧洲人也不要我亚洲人也不要我我在哪、俄罗斯是否有社会学层面的特殊性”等问题的一次加速。

    并且伴随着大顺的崛起，让这个问题，更加的复杂。

    大顺与俄国在这个问题上分化的根源，源于大顺这些年因刘钰而产生的变化，让文明等于西欧这个概念毁灭，并试图形而下地通过工业化文明的普遍性，将普遍的伪装成民族的，并且一直试图用普遍的阶级间的斗争粉碎旧时代。

    同时又用大顺文化、宗教、传统的特殊性，以及刘钰所掌握的体系化的知识，明确地分化了实学和西学，避免了这个脑子转不过来的迷糊问题。

    但俄国，显然没有这样的机会。

    于是，在罗刹宫廷里，女沙皇伊丽莎白·彼得罗夫娜，从她的新晋宠臣舒瓦洛夫的手中，接过了前一阵玩雷电风筝侥幸未死的罗蒙诺索夫的两份上书。

    一封，题目是：标准俄语语法，以及明确古斯拉夫语与白话标准俄语使用场合的奏请。

    另一封，题目是：请求批准建立莫斯科大学，并不设置神学系的奏请。

    然而，实际上，第一封奏请，在一开始，就在类似大顺“实学还是西学”的问题上，弄出了扭曲无比的矛盾。

    这种矛盾，用直观一点的理解，大约类似“汉语拉丁化”问题。

    即：我们落后了，肯定是哪里出了问题，甚至可能文化语言上是不是从一开始就错了……之类的，暂时落后且又有意上进的民族，所遭遇到的普遍情况。

    但，只不过此时的俄国，又不是过于落后。

    可又夹在大顺和西欧之间，说不落后自己都说不过去。

    正因为这种落后而又不太落后的现状，使得罗蒙诺索夫的第一封上书，自然不可能走极端化的类似“汉语拉丁化”的想法。

    加之，这些年，西欧和大顺这边，都在飞速发展，尤其是大顺科学院建立之后的成果频出，以及刘钰所建立的实学新体系的一些填鸭教育而出的惊人成果，使得一种诡异的“唯理”思维，开始在世界蔓延。

    不管是法国的百科全书派、科学教、亦或者大顺实学体系这边产生的一些新想法。

    罗蒙诺索夫留学西欧甚久，加之又是科学院出身的院士，接触的自然也多是一些各国科学院的人。

    又因为俄国落后、却又不太落后的现实。

    使得他在这个“标注俄语语法”的奏疏上，早早就埋下了俄国将来激进派和保守派之间的矛盾。

    他走的，是调和路线。

    因为这是个唯理的时代，所以，罗蒙诺索夫在语法上，搞出来了个类似大顺“实学和西学”的分化。

    即：语法，在世界范围内，有一种普遍的、通用的、放在各个语言里都存在的、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