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书。

    武德宫选拔，无非考的是六艺余三：数、射、御。

    这么听起来，就好听的多，大顺依旧是尊重儒家道统的，与“保天下”三字是吻合的。

    武德宫考的策论、历史、地理、算数这些，也只能算是所谓“儒学的一个分支”。

    总归，道统依旧是儒家道统，至少面上过得去。

    这样，一分为二，形成一支皇室朝廷的基本盘，用来对抗儒学文官体系，达成一种类似于土木堡之前的平衡状态。

    这是没什么问题的。

    皇帝居中，故意挑唆武德宫出身与科举殿试出身之间的冲突，基本上不太喜欢武德宫出身德和科举出身的之间的联姻、官员比例基本上也都保持在一个潜规则内大家都认可的数量。

    必要的时候，皇帝可以用文官，打压武德宫体系的；或者以武德宫体系的，打压儒学文官体系的。

    这是大顺复“出将入相之汉唐风气”的基础。

    然而，现在皇帝考教的这些人，说出来的这些东西——虽然皇帝也觉得很有道理——让皇帝嗅到一种权力或者说政治上的危机。

    武德宫之前是只学术、不学道的。

    现在跪在身前的这些人，到底算不算学了一种新的“道”？

    动辄谈贸易、劳动量、财富、货币、分工……儒家六艺里，怎么也说不出这些东西吧？

    礼、乐、射、御、书、数，这些东西应该算在哪一个里面？

    当然这不过是为了面上过得去的政治争取，不归纳于内，也能找到别的理由。

    问题是，这些人回答的东西、考虑问题的思路、思辨的方式，不管是好科举出身的、还是武德宫出身的，都格格不入。

    就以皇帝询问的“爪哇该如何治理”一事来说。

    西爪哇，要不要土改、分田于小民？

    其实，不管是此时在这里跪着的，还是那些没在这里的科举或者武德宫或者勋贵出身的人，有才能的给出的答案肯定是一致的：要改。

    答案是一致的。

    但是，出发点，或者说“为什么要改”的理由，却完全是不一样的。

    这就和刘钰认为的“汉明得国之正”，与大顺或者大明官方意识里的“汉明得国之正”，结论是一致的，理由却完全不一样的情况，基本类似。

    一个是底层的反抗是得国之正；另一个是没当过蒙元一天的官没拿过蒙元皇帝的俸禄是得国之正。

    答案一致。

    思路可谓千差万别。

    于西爪哇土改问题，也是如此。

    科举或者武德宫出身的人，回答的理由，基本上可以分为几类。

    仁政，这是口号。

    实则，分田于小农，此抑兼并政策之延续。

    抑制豪强。

    方便流官。

    革除当地的“土司”势力。

    编户齐民，便于统治。

    瓦解当地“土司”和“豪强”的势力，使得朝廷可以对西爪哇进行控制。

    而此时跪在皇帝面前的这些人，给出的理由，却完全不是这么回事。

    他们认为，西爪哇要土改的理由，这些人几乎都差不多，而且前面的却截然不同。

    他们给出的理由是：土改之后，使得西爪哇的农民耕种土地，使得他们的收益归于自己，提升劳作的积极性。而他们种植水稻、棉花、咖啡、靛草等，又正是大顺所必须的。

    大顺的铁器、布匹、木器、农具等，可以换取他们种植的稻米、棉花、咖啡、靛草。

    相当于，以极低的价格，收走了西爪哇农民的收获。

    咖啡等，可以卖到欧洲换金银货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