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场变革的态度，就是非常扭曲的。

    既支持。

    又反对。

    既乐观。

    又悲观。

    既肯定。

    又否定。

    所有支持、乐观、肯定的一面，又可以说是明末乱世的残余。

    学派创始人经历了明末的恐怖，真的是天下将亡、混乱不堪、差点神州陆沉的大恐惧之下，在乱世中某种意义上的“救亡图存”压到了一切：所谓陈同甫、王荆公之学，霸则霸矣，然或可救天下。

    乱世危亡之际，实用性压到了一切。

    当然实际上并没有什么卵用，因为他们并不是明末乱是的主角，最终天下兴亡也不是他们决定的，甚至最多算个配角。决定明末走向的，还是当兵的、边军、反抗的百姓、坚守的“贼寇”、不识字的流民、识文断字带着清军围剿农民起义的士绅。

    不过，这种乱世思潮的残余，影响到了大顺盛世这些年。

    之前乱世下的同路人，在盛世时候，不得不重新分开，决定以后的路该怎么走。

    要分，但还没完全分的状态，也就造就了这种矛盾的心态。

    所以就像孟松麓面对刘钰这种一脉相承的霸术手段，联想到刘钰对朝鲜国等藩属的态度和做法，他就真的挺矛盾的。

    或许，远离这里，也未尝不是一种解脱。

    但对于朝廷这些年对藩属霸术用得太多的这件事，他还是稍微提醒了一下刘钰。

    然而刘钰闻言，倒不在意，嘲笑道：“昔者，元末时候，红巾北伐过鸭绿江，关先生传檄朝鲜王曰：慨念生民，久陷於胡，倡义举兵，恢复中原，东逾齐鲁，西出函秦，南过闽广，北抵幽燕，悉皆款附，如饥者之得膏梁，病者之遇药石。今令诸将，严戒士卒，毋得扰民，民之归化者抚之，执迷旅拒者罪之。”

    百年前的正式称呼，是红贼。现在大顺这边的官方称呼，不是红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