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门槛。

    刘钰是借着自己即将离开江苏，以一种仿佛“安排后事”的机会，来进行战争前的动员。

    这样既不突兀，也不会叫人感到意外，或者直接影响到投资波动。

    因为平日里他就在不断地讲阶级利益，试图让大顺的资产阶级明白，他们的利益所在。

    而且，这一次从盐政改革废运河改革开始的江苏改革，他也是坚定地站在了大资本家的这一边。

    对内残酷镇压。

    对外巧取豪夺。

    创造破产农民。

    制造廉价劳动力。

    鼓吹遥远殖民区的“债务契约长工”合理。

    坚决打击士大夫“米贱伤农”的正义诉求。

    做的多，说的也多，平日就不断在潜移默化地影响，这时候面对这些应该被动员的力量，说一些听起来极具侵略性的“后事安排”，竟是出奇的和谐。

    他引诱着这些人说出了各自的诉求，当然，对国内的事，他们也不敢提。

    而这些人的诉求，总结起来，大致就是：

    取消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商馆和贸易权。

    占据印度。

    毁灭印度的棉纺织业，由印度提供棉花。

    加大对欧洲和北美的走私。

    打开欧洲关税。

    朝廷出海军舰队，出访波斯，签订贸易协定，挤走欧洲人。

    日本国扩大贸易，加深开埠。

    坚决打击南洋的海盗，一个不留。

    收回澳门，彻底驱赶葡萄牙人在南洋的力量，顺便攻打莫桑比克，占据黄金产区和象牙贸易。

    和西班牙签订协定，允许在南美贸易，并且愿意支付给西班牙合适的特权贸易费。

    大体上，他们的诉求，和对这些诉求表现出的热情、以及隐含的如果朝廷愿意这么干他们愿意出钱的心态，与大顺既定的外交和战略方针，基本一致。

    庙算的敌对目标，定的就是英国和葡萄牙。

    剩下的，无论是罗刹、法国，在大方向上也没有极大矛盾。

    即便有些不一致的地方，也都是些小矛盾。

    比如鲸海公司希望，对法国的毛皮，征收重关税，因为法国的北美毛皮影响到了他们的利益。如果他们能从山西人手里，把西伯利亚毛皮抢到手，那肯定是恨不得对法国的毛皮加200%的关税的。

    类似的这种小矛盾，当然不少。但大方向上，这些需要动员、或者说动员起来有意义的人群，与大顺庙算的战略外交态势，基本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