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理。”

    “而如何让闲民不至于出问题、又如何保证百姓生计。这是政。”

    “理与政之间，便要靠实学经济学问，否则便是空谈。”

    权哲身深以为然，颇有醍醐灌顶之感，连声称谢。

    孟松麓的话说的足够明白了。

    闲民这个群体，是要被正名的，就像是商人，也是需要被正名的。

    但正名，并不意味着就可以说，把土地兼并，无限制造闲民，就是合理的；从而再推出土地兼并就是合理的。

    或者说，商人是合理的，那么就可以推出来，啥也不管，让商人可劲儿放高利贷，兼并土地，囤积土地，就是合理的。

    这就是真正的士大夫要面对的问题。

    不能一味地觉得，闲民出现就不对。

    但也不能觉得，闲民出现对，就啥也不管。

    只是，怎么管，刘钰的一些做法，给了这些人一个新的思路。

    倒不是镇压之类的手段，那谁都会。

    而是通过种种奇怪的改革，使得江苏一省的买已有耕地作为商业投资的难题被遏制了，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土地“继续”兼并问题。

    事后看，效果达到了。

    但在事后之前，又很难看明白。

    比如南通周边的土地兼并问题，没有解决，但继续兼并的趋势被遏制了。

    靠的是包括赋税制度、织机下乡、对外开拓、开发东北南洋两大商品粮基地等一系列政策来解决的。

    之前的兼并问题，没有解决。大量的佃户退租，成为闲民。

    继续的兼并问题，得到了遏制，依靠纺织业发展，使得自耕农群体的抗灾能力得到了提升，不至于出现一有灾荒就卖地的情况。

    同时，粮价降低，又使得传统收租制的利润降低；而自耕农的稳固，又促使了土地价格上升。

    买地而后靠地租，这种纯粹的商业资本的运作模式，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缓解。

    资本买已有耕地而收租的利润，不如投资到新垦土地、种植园、工商业上。

    而反过来，又迫使一些守旧地主选择由实物租，转为货币租。

    然而货币租，又使得佃农撑不住，加上每年粮食一下来就会迎来一波粮食降价期，只能退佃跑路——比如原先一石米一两半银子，实物租下，一石米就是一两半银子；现在粮食压价，地主想要保证原本的收益，只能选择货币租，否则收来一石米只能卖一两银子，可问题是佃农自己种的那点东西，也得卖出去才有钱啊，除了退佃跑路，还有啥活路？

    如果只看这些改革中的一项，感觉不到有什么影响。

    但这些改革掺在一起后，效果就渐渐显现出来。

    那么，这里面，有没有可以传承、学习、总结的道理呢？

    孟松麓等人觉得，肯定有。正是靠着这样的道理，才能够指导改革。

    但同时，因为开始了解这里面的道理，也就越发坚定了他们学派坚持尝试的心。

    因为，了解了这里面的道理后，就会得出一个结论：这个模式，是不能用于全天下的。用在全天下，结果就是一场地动山摇的大起义。

    江苏的政策，或许可以平移到河南、陕西。

    但江苏的港口、长江河运、纵横的水网运河、被富集的包括盐业在内的大量资本、可以方便地移民东北和南洋等等东西，却是无法平移到河南、陕西的。

    江苏的改革，到底吃了多少东西，才改成这样？伴随着改革的成功，以及程廷祚、孟松麓等人接受了一些新理念之后的复盘，发现实在是过于惊人。

    不算关东和南洋移民的方便条件，不算气候港口水运等特殊，只算投入的资本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