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为自己是小中华。

    但真正的中华的土地制度、赋税制度，和这个自以为“小中华”的国家，截然不同。

    整场改革中，至关重要的“徭役”部分，改革的基础，恰恰是商品经济发展，旧体系的瓦解。

    而权哲身的老师李星湖那么痛苦、开创实学的原因，恰恰是因为李星湖在汉城周边亲眼目睹了旧土地制度的瓦解、土地买卖、商品经济的出现。

    就以明初的苏南手工业发展为例。

    因为明初的税收制度征收实物税，使得一些地方用东西，来苏南换取棉布、丝绸。

    这促进了苏南官营手工业的瓦解、家庭手工业的发展，最终经过明末织工一波又一波的起义和反抗，到大顺这已经基本实行了包买制。

    除了一些特殊的衣服，比如龙袍之类的玩意，仍旧还需要专业的官营工匠。

    此之外，经过前朝末年的织工抗争，官营手工业和匠户制已经全部瓦解。

    朝鲜国处在一个什么阶段？

    处在一个类似于明初到明中期的阶段，甚至还不如。在土地制度上，甚至可能要倒退回唐中期。

    税收制度的改革，促进了朝鲜国的私营手工业发展；商品经济的出现，又催生了土地买卖；土地买卖，导致了贫富快速分化，自耕农阶层全面佃农化。

    才堪堪走到这一步，而且也完全没有明中期开始的白银疯狂内流的情形——倒是原本有一点机会，做中日之间的二道贩子。然而刘钰伐日伤害最大的不是日本，而是朝鲜，使得朝鲜的贵金属直接空了，货币全面被大顺纸币占领。

    这是朝鲜国此时要面对的问题。

    所以，李瀷、权哲身等人，就算使劲儿往前跑、思想比别人都快，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最多也就想到明晚期全面反动回明初的那一步而已。

    经济基础在这摆着，人的思想又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不想着往回退，才是脑子有问题的。

    所以历史上星湖左派最终选择了拥抱基督教，试图全面倒退，因为他们最处在最痛苦的“苦于旧制度瓦解、但旧制度又瓦解的不够”的阶段。

    这个阶段才是思想界最难受的时候，而且几乎全世界在这个阶段，都会让“往回退”的想法成为主流。

    而且应该说，在这个阶段，经济学意义上最反动的一群人恰恰是真心最爱惜百姓、同情百姓疾苦的一群好人。

    大顺则是继承了明晚期的经济基础、又往前正常走了八十年、又被刘钰拽着大步跃进了二十余年。

    同时大顺也继承了明末思想家的诸多想法，是在那些思潮的基础上展开且发展的。

    两国的经济基础，从正常时间线上，差了三百年呢。

    三百年前，刘钰的改革，必然失败；一百年前，明末的主流思潮都是经济反动回明初，反对白银货币、反对一条鞭法、反对税收货币化，那时候搞刘钰这样的改革，死得更快。

    苏南官营手工业开始瓦解、私营手工业发展、土地私有制重新成为主流压倒官田的时候，土木堡才开打。

    朝鲜国现在才走到这一步，反动回溯的思潮占主流，几乎是必然的。

    不出现贫富差距、不出现土地兼并、不出现工商业发展，募役法有个卵用？没有那么多“穷且自由”的劳动力，修运河不征劳役怎么修？

    没有低价到伤农地步的粮食，又怎么让这些穷且自由的劳动力不至饿死揭竿而起？

    低价到伤农地步的粮食，又怎么可能不让农村原本的经济体系瓦解，大量的佃农跑路城市，成为“穷且自由”的劳动力？

    所以，简单的修运河。

    两边完全是鸡同鸭讲。

    在默认各自的经济基础为基本的条件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