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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陈伯达之死
    凡是经历过“文革”的人,都知道陈伯达的“大名”。虽然他一再逊称自己是“小小老百姓”,当年却是仅次于毛泽东、林彪、周恩来的“第四号人物”,是“中央文革”的组长,号称:“理论家”、“中共一枝笔”、“中国舆论总管”。

    本书是关于陈伯达的长篇传记。

    陈伯达在接受本书作者的独家采访时,回顾一生,不胜感慨:

    我是一个犯了大罪的人,在“文化大革命”中,我愚蠢至极,负罪很多,“文化大革命”是一个疯狂的年代,那时候我是一个发疯的人。

    我的一生是一个悲剧,我是一个悲剧人物,希望人们从我的悲剧中吸取教训。年已久远,我又衰老,老年人的记忆不好,而且又常常容易自己护短。如果说我的回忆能为大家提供一些史料,我就慢慢谈一些。不过,我要再三说明,人的记忆往往不可靠。你要把我的回忆跟别人的回忆加以核对,特别是要跟当时的记录、文章、档案核对。我的记忆如有欠实之处,请以当时的文字记载为准。

    我是一个罪人。我的回忆,只是一个罪人的回忆。

    古人云:“能补过者,君子也。”但我不过是一个不足齿数的小小的“小人”之辈,我仍愿永远地批评自己,以求能够稍稍弥补我的罪过……

    ※ ※ ※

    1989年9月17日傍晚开始,北京骤降暴雨,竟整整下了一夜。翌日,气温剧降。

    9月20日中午,在北京远郊一幢六层楼房的最顶层,85岁的陈伯达正在吃饭。他的儿媳小张当时在场:“父亲突然头一歪,碰到墙上,食物吐出……”

    儿媳赶紧敲响隔壁老萧的门。老萧马上拨电话到某医院。20分钟之内,医生就赶到了。可是,陈伯达的心脏已停止跳动,抢救无效。经医生诊断,陈伯达因天气骤凉,死于心肌梗塞。

    陈伯达死前和他的儿子陈晓农、儿媳小张以及小孙子生活在一起。突然发病之际,陈晓农却不在家,而在北京驶往河北石家庄的列车上———去看望他的母亲余文菲。余文菲是陈伯达的第二个妻子,已经离婚多年。陈晓农是陈伯达和余文菲所生的孩子。

    据陈晓农事后告诉笔者:

    “前几年父亲住院已检查出患有老年性冠心病,但因他心电图一向较好,又从未有过明显的心绞痛,仅是超声波检查有冠状动脉硬化,所以医生和我们都缺乏足够的重视。9月20日那天,北京天气很冷,早上刚下过雨。我9时多临走时,看父亲睡得正香,不忍叫醒他,给他加了条毯子,又把毛裤放到床前椅上。我爱人说父亲起来后,说天冷。现在想来,天气骤冷易使血管收缩,老人血管已脆,经受不住,这可能是发生心肌梗塞的原因……”

    当天下午,陈伯达所在单位负责人徐主任等赶来,和陈伯达的亲属商议处理后事。亲属明确表示:“听从组织意见,而且父亲生前也一再说过,他去世后一切从简。”

    根据领导意见,陈伯达以他原名陈建相,送往北京八宝山火化。

    尽管八宝山不知举行过多少回遗体告别仪式,但是陈伯达的遗体告别仪式与众不同:没有讣告,没有悼词。前来与他作最后诀别的,都是闻讯而来,没有接到任何正式的、以组织名义发出的通知。

    9月28日上午10时20分,陈伯达的遗体出现在八宝山第一告别室。这些年来他总是躲着照相机的镜头,连家中都找不到他现成的遗像。陈晓农记起去年冬天一位朋友为他拍过一次照片,赶紧请摄影者找出底片放大,才算有了一张遗像。

    在哀乐声中,40多人向他的遗体投注了最后一瞥。这些人有的是陈伯达的亲戚,有的是他的老朋友,有的是他的老秘书,有的是他的旧部下,有的是他的学生。陈伯达的遗体旁,放着许多花圈。花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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