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整一年，为了不让别人看出我只有18岁，我特意蓄起了胡须。狗仔队发现了我们，一晚上都在追拍我们的照片。第二天，照片登上了报纸的版面，下面还配上了说明文字：奥黛丽·赫本和她生命中的最新爱人。当看到这份报纸时，我和母亲都笑了，好在这些狗仔队没看出来我是谁。母亲开玩笑说：“如果把‘最新’两个字去掉的话，他们这次的报道倒也不算错。”这次事件之后，母亲开始担心狗仔队频繁的出现会影响到她和整个家庭的私生活。母亲也知道对付这些记者不能太和善，但是她又觉得这些全都是因为自己最初的选择，责任在于自己。因此你从来看不到母亲粗暴地对待这些新闻记者，反而母亲在他们面前永远保持着礼貌和优雅。自从母亲患病以来，那些不负责任的媒体总是毫无根据地胡说我母亲是多么地垂危，没有康复的可能等等。这些让我们，包括母亲都格外地愤怒，连我们这些她最亲的人都不知道的事情那些狗仔队是怎么知道的？幸运的是，我们这次成功了。之所以选择开我的车送母亲去医院，是因为我们确定没有人相信奥黛丽·赫本会乘坐如此一辆老迈破旧的老爷车去医院。我们的冒险成功了，母亲躺在车的后座上，狗仔队们只看到了我和我妻子坐在车里，他们目送着我们开上了前往医院的公路，并没有人跟踪我们。母亲被推进了手术室，我们又开始了一次等待。手术开始还不到一个小时，医生就把我们叫进了紧挨着手术室的手术准备室。他告诉我们，癌细胞繁殖得非常快，现在他已经无能为力，手术不能进行，他只能将母亲的刀口缝合。他让我们做好心理准备，母亲没有多少时间了。当这些话从医生的口中说出的时候，我们感觉似乎时间都停止了。罗伯特不由自主地喃喃念叨，“多好的一个人啊。”我能够感觉到内心的抽搐，但是现在不是悲伤的时候，母亲应该已经从麻醉中醒过来了。我做了一个深呼吸，推开了特别病房的门。她看起来很平静，母亲从来不怕死，她只是不想经受不必要的痛苦，我们曾经有过约定，必要的时候会选择安乐死，我一直都相信，痛苦是可以得到控制的。我坐在她的病床边，她看着我，微笑，告诉我刚刚有几个疯狂的妇女来过，她们把母亲摇醒之后问她是否参加了总统大选的投票，那时候克林顿已经成为新一任的美国总统。母亲告诉那些女人，她不是美国公民，并没有选举权。后来一个医生讲师带着他的学生也来了，他们吵醒了母亲，一群年轻的未来医生还对母亲的刀口指指点点。医院对于母亲来说已经不是一个可以安心养病的地方了，甚至连安静都没办法给她。听完母亲的诉说，我感觉我的血液都涌到了嗓子眼，不过我知道现在不是生气的时候。平静下来之后，我把医生告诉我们的话都告诉了母亲。母亲听到这个消息后显得很平静，只是说：“有点让人失望！”我握着她的手，第一次感到自己的力量原来是如此的渺小。从某种意义上说，那一天就是母亲去世的日子。我们一起平静地坐在那间特别病房里，手握着手，谁都没有说话，但心里想着同样一个问题。也许现代医学能够提供最好的帮助就是：及早检查及早诊断。这给我们一个机会可以完整地享受上帝给我们的时间，而不是突然得知深爱的人逝去时的震惊和悲痛。所有人的情绪都跌入最低点，接下来的两个月是痛苦的，同时也是幸福的。我们不再等待什么了，我们也没有任何的疑虑或者苦闷。我们所做的就是把相互之间的爱表达出来，每一天都显得那么宝贵，我们全情地付出，也许是知道任何一天可能都是最后一天了。我们在瑞士的家庭医生经常说：“如果你活得快乐，那么你也会死得安详。”这两点母亲都做到了。我们回到了康妮的家，几星期后，母亲另一位好朋友休伯特·纪梵希送来了一份珍贵的礼物：他安排自己的私人飞机送我们回到了瑞士的家中。母亲一生中都不喜欢炫耀，这种高调的生活方式从来没有在我们身上发生过，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