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梅尔·费雷一直通过红十字组织寻找我的外祖父。我的父母经常谈起我的外祖父。尽管她并没有流露出很明显的想念之情，但是我父亲明白，对我母亲而言，这是一桩巨大的未了心愿。最后红十字组织通知我父亲说我的外祖父在爱尔兰。我父亲立刻给他打了电话，父亲很清晰地记得当时的情景：当我外祖父接到电话时，他很快就感觉到我父亲是谁。这么多年来，他一直通过报纸来了解他女儿的生活和演艺生涯。我父亲说也许父女俩应该见一次面，把多年来的一些问题彻底解决。约瑟夫·维克多·安东尼·赫本·鲁斯顿，我的外祖父，欣然应允，他说“他很高兴可以再次见到奥黛丽”（在英文表达中，这是一句极没有感情的礼貌用语）。于是他和我父亲在电话中约定了会面的时间和地点:都柏林谢尔伯恩酒店的大堂。我的父母从瑞士飞赴爱尔兰，驱车前往谢尔伯恩酒店，两人入住后不久屋里的电话就响了，和约定的一样，时间恰好在午餐前。在此之前，我母亲最后一次见到她的父亲还是在战争刚刚开始的时候， 她在英格兰的一个农场里度过了一个夏天。当英国正式对德国宣战后，他把我的母亲送上一架飞机，那是最后一批从英国起飞前往欧洲大陆的民用飞机。我母亲记得那架飞机是橙色的，荷兰的民族颜色。飞机超低空飞越英吉利海峡，而在幼小的奥黛丽心中，父亲也变得越来越疏远。当时的荷兰是中立国，大家都觉得这里是一个安全的地方，但不幸的是，在奥黛丽抵达荷兰后的第三天，德国军队未经宣战就直接开进了荷兰。接到电话之后，我的父亲母亲就下楼了，我的外祖父就站在大堂里，他穿着一身破旧的粗花呢大衣，显得有些苍老，不过老头儿仍然气宇轩昂一脸的骄傲。我母亲等待了几秒钟，但是外祖父没有任何反应，他就像座雕像一样站在那里，没有走上前来，也没有张开双臂，他根本没有拥抱我母亲的打算。这并不是因为他太过激动而忘记了这一切，而是他根本不会表达自己的爱或者说他根本就没有这种爱，更糟的是，他一生中绝大多数时间都处在这种状态。这个我母亲整个童年时代都在渴望见到、扑进他的怀抱、享受甜蜜爱抚的人，情感交流上却存在着难以弥补的缺陷。终于，我母亲主动走上前去，拥抱了他，就像其他那些幸福的女儿拥抱自己慈祥的父亲一样。这就是结果，我母亲选择了宽恕他，她并不需要亲生父亲的道歉，她想要的只是一份如愿以偿。我母亲说，在这次与外祖父的团聚中所有人都没有流下喜悦的泪水，因为她担心那样会让他觉得内疚，因此我母亲一直努力忍住眼泪。在那天随后的时间里，他们一起吃了午餐，整个下午都在“过于轻松”的气氛中度过。我父亲找了个借口说自己想去逛逛附近别具风格的商店，这样可以给我母亲和外祖父单独聊天的机会。当我父亲回到酒店的时候，只有我母亲独自在大堂，我的外祖父已经离去。母亲对父亲说：“现在我们可以回家了。”母亲一直沉默不语，关于这次见面她只字不提。在回家的飞机上，母亲突然对父亲说，她很感谢他所做的一切，无论如何这次爱尔兰之行解开了她的一个心结。最后母亲还说，她不再需要与自己的父亲会面了。这个在整个二战时期都被她母亲抱怨的男人，被最怨毒的词语攻击，抱怨他的不告而别，抱怨他没有尽到一丝一毫男人的责任。所以，母亲觉得她必须要亲自看看这个男人。当她真的见到自己的父亲时，她明白自己的心愿了结了，至于父亲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已经没有意义了。以我对母亲的了解，她应该从来没有为这件事痛哭过，她善于控制自己的情绪，我不了解的是，在她的职业生涯中，当拍到那些需要流泪的镜头时，她是否会想到这段往事。尽管此后母亲不再与外祖父见面，但是我母亲一直在经济上支持外祖父，直到他生命的最后阶段。尽管在我母亲最需要照顾的时候，外祖父没有尽到做父亲的责任，但是母亲并没有因此而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