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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十八岁那年
    安德烈:

    你在电话上喘气,刚刚赛完足球进门。晚上要和朋友去村子里的酒吧聊天。明天要考驾照。秋假会去意大利,暑假来亚洲学中文。你已经开始浏览美国大学的入学数据。

    “可是,我完全不知道将来要做什么,”你说,“M,你十八岁的时候知道什么?”

    安德烈,记得去年夏天我们在西安一家回民饭馆里见到的那个女孩?她从甘肃的山沟小村里来到西安打工,一天工作十几个小时,一个月赚两百多块,寄回去养她的父母。那个女孩衣衫褴褛,神情疲惫,可是从她的眼睛,你看得出,她很稚幼,才十六岁。她,知道些什么,不知道些什么?你能想象吗?

    十八岁的我知道些什么?不知道些什么?

    我住在一个海边的渔村里,渔村只有一条窄窄马路;上班上课的时候,客运巴士、摩托车、脚踏车、卖菜的手推车横七竖八地把马路塞得水泄不通,之后就安静下来,老黄狗睡在路中间,巷子里的母猪也挨挨挤挤带着一串小猪出来遛达。海风挟着咸腥味,吹得椰子树的阔叶刷刷作响。

    我不知道什么叫高速公路。五年后到了洛杉矶,在驶出机场的高速公路上,我发现,对面来车那一列全是明晃晃的白灯,而自己这条线道上看出去,全是车的尾灯,一溜红灿。怎么会这样整齐?我大大地吃惊。那时,已经二十三岁,还习惯人车杂踏、鸡鸭争道的马路概念。

    我不知道什么叫下水道。台风往往在黑夜来袭,海啸同时发作,海水像一锅突然打翻了的汤,滚滚向村落卷来。天亮时,一片汪洋,人家的锅碗瓢盆、竹凳

    竹床漂浮到大庙前,鱼塭里的鱼虾也成群结队游上了大街。过几天水退了,人们撩起裤脚清理门前的阴沟。自沟里挖出油黑黏腻的烂泥,烂泥里拌着死鸡死狗的尸体。整条街充斥着刺鼻的腐臭腥味。炎热的阳光照在开肠破肚的阴沟上,难说是自然的消毒还是加速尸体的腐化。

    我没有进过音乐厅或美术馆。唯一与“表演”有关的经验就是庙前酬神的歌仔戏。老人家带着凳子和扇子去广场上看戏,年轻人却在家里背书,准备永无歇止的考试;歌声从劣质的扩音器传来,日日夜夜像轰炸般无从躲藏。

    要不然就是在渔村唯一的电影院里,偶尔有一场歌星演唱。电影院里飘着一股尿臊,揉着人体酸酸的汗味,电风扇嘎嘎地响着,孩子踢着椅背,歌星大声地说笑话,卖力地唱。下面的群众时不时就喊,扭啊扭啊。

    游泳池?没有。你说,我们有了大海,何必要游泳池。可是,安德烈,大海不是拿来游泳的。你知道,我们的海岸线是军事防线,不是玩耍的地方。再说,沙滩上是一座又一座的垃圾山。渔村没有垃圾处理场,所以人们就把垃圾堆到空旷的海滩上去。风刮起来了,七零八落的东西满天飞。

    我不知道,垃圾是要科学处里的。

    离渔村不远的地方有条河,我每天上学经过都闻到令人头晕的怪味,不知是什么。多年以后,才知道那是人们在河岸上烧废弃的电缆;那个村子,生出很多无脑的婴儿。

    我不知道什么叫环境污染生态破坏。

    我们每天穿着白衣黑裙,而上学的时间那样长,从清晨六点出门候车到晚上七八点回家,礼拜六都要上课,我们就等于永远穿着白衣黑裙,留着齐耳的直发。我不知道什么叫时尚,化妆,发型。因此也不知道什么叫消费。是的,我没有逛

    过百货公司。村子里只有渔民开的小店,玻璃柜里塞得满满的,满到你根本看不出里头有什么。小孩的袜子、学生的书包、老婆婆的内裤、女人的奶罩和男人的汗衫。可能还附带卖斗笠和塑料雨鞋。

    我的十八岁,安德烈,是一九六九、一九七零年的台湾。你或许大吃一惊,说,M,那一年,阿波罗都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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