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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应台序 认识一个十八岁的人
    我离开欧洲的时候,安德烈十四岁。当我结束台北市政府的工作,重新有时间过日子的时候,他已经是一个十八岁的青年,一百八十四公分高,有了驾照,可以进出酒吧,是高校学生了。脸上早没有了可爱的“婴儿肥”,线条棱角分明,眼神宁静深沉,透着一种独立的距离,手里拿着红酒杯,坐在桌子的那一端,有一点“冷”地看着你。

    我极不适应──我可爱的安安,哪里去了?那个让我拥抱、让我亲吻、让我牵手、让我牵肠挂肚、头发有点汗味的小男孩,哪里去了?

    我走近他,他退后;我要跟他谈天,他说,谈什么?我企求地追问,他说,我不是你可爱的安安了,我是我。

    我想和他说话,但是一开口,发现,即使他愿意,我也不知说什么好,因为,十八岁的儿子,已经是一个我不认识的人。他在想什么?他怎么看事情?他在乎什么,不在乎什么?他喜欢什么讨厌什么,他为什么这样做那样做,什么使他尴尬什么使他狂热,我的价值观和他的价值观距离有多远……我一无所知。

    他在德国,我在香港。电话上的对话,只能这样:

    你好吗?

    好啊。

    学校如何?

    没问题。

    ……

    假期中会面时,他愿意将所有的时间给他的朋友,和我对坐于晚餐桌时,却默默无语,眼睛,盯着手机,手指,忙着传讯。

    我知道他爱我,但是,爱,不等于喜欢,爱,不等于认识。爱,其实是很多不喜欢、不认识、不沟通的藉口。因为有爱,所以正常的沟通仿佛可以不必了。

    不,我不要掉进这个陷阱。我失去了小男孩安安没有关系,但是我可以认识成熟的安德烈。我要认识这个人。

    我要认识这个十八岁的人。

    于是我问他,愿不愿意和我以通信的方式共同写一个专栏。条件是,一旦答应,就绝不能半途而废。

    他答应了。我还不敢相信,多次追问,真的吗?你知道不是闹着玩的,截稿期到了,天打雷劈都得写的。

    我没想到出书,也没想到有没有读者,我只有一个念头:透过这个方式,我或许可以进入一个十八岁的人的世界。

    因此,当读者的信从世界各地涌入的时候,我确实吓了一跳。有一天,在台北一家书店排队付账的时候,一个中年男人走过来跟我握手,用低沉的声音说,“如果不是你的文章,我和我儿子会形同陌路,因为我们不知道怎么和对方说话。”他的神情严肃,眼中有忍住的泪光。

    很多父母和他一样,把文章影印给儿女读,然后在晚餐桌上一家人打开话题。美国和加拿大的父母们来信,希望取得我们通信的英文版,以便他们在英语环境中长大的孩子们能与他们分享。那做儿女的,往往自己已是三四十岁的人了,跟父母无法沟通;虽然心中有爱,但是爱,冻结在经年累月的沉默里,好像藏着一个疼痛的伤口,没有纱布可绑。

    这么多的信件,来自不同的年龄层,我才知道,多少父母和儿女同处一室却无话可谈,他们深爱彼此却互不相识,他们向往接触却找不到桥梁,渴望表达

    却没有语言。我们的通信,仿佛黑夜海上的旗语,被其他漂流不安、寻找港湾的船看见了。

    写作的过程,非常辛苦。安德烈和我说汉语,但是他不识中文。所以我们每一篇文章都要经过这几道程序:

    一、安德烈以英文写信给我。他最好的文字是德文,我最好的文字是中文,于是我们往前各跨一步,半途相会──用英文。

    二、我将之译成中文。在翻译的过程中,必须和他透过越洋电话讨论:这个词是什么意思?为何用这个词而不用那个词?这个词的德文是哪个?如果第二段放在最后,是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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