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后不尽力于北伐，又不与中北部所谓“捻匪”或上海一带之“小刀会”联合，也不争取西方人士同情。本来西方人正在与满清交涉时觉得北京不可理喻，幻想着太平天国人物既为基督教徒，或可为较好之对手。从全盘组织结构的角度看来，这类臆度，着眼过微，今日已无意义。

    太平天国人物因为他们的战斗意义，非理性的性格，对政府不存信心，原始的共产主义，在某些方面像欧洲宗教改革期间新教之左翼。可是在欧洲，左翼活动仅在城市表现其扰乱性。洪秀全因着他片断的基督教义，企图发动一项全国运动，其为效更微，因为新教所提倡的良心自由在中国农村社会中缺乏实际意义。太平天国的神基始终未离开巫术性格，他们起自社会中之低层，也未预计在组织上使全社会整体化。如果全民都解放，只有使社会解体，是以天国的破坏性至为明显。

    这样一来，传统国家社会之结构，过去既能经历恒久，此时仍可发生作用。尤以科举取士，以一种隐蓄的办法给予有关人士物质上之报酬，责成他们维护正统社会价值，这种社会价值自孟子以来一脉相承至今，使农村社会上文教力量之终点即是国家政权力量之起点，两相缝合，不生罅隙。亦无法严格分辨此系一种经济组织或一种社会习惯。中国皇帝的君父地位和基本组织接近，远逾于旧约中之上帝。他也在各种仪节之中取得实际的权能。虽说从以后的事迹看来，清朝将这安排一再误用（如慈禧太后拘禁光绪帝及以幼童宣统登基等），可是在19世纪中叶，要想改换朝代而且更换传统朝代各项组织，显然过早。

    太平天国禁鸦片、娼妓、缠足、嬖妾与赌博。可是其提倡男女平等不能阻止最高层人物妻妾成群。定都于南京，所有各王也不再生活俭朴。1856年之后，其上级已在互相倾轧。所谓天朝田亩制度，本来即以传统架构方式写成，也始终只是纸上文章。“天朝”也举行过它的科举考试，从现在考卷的资料看来，即出题人亦来看清这科举取士的社会经济意义。

    湘军与淮军

    于是曾国藩得以以传统之正宗作号召，为清朝剿灭太平天国。他出身于朝廷文职之士。和300年前的戚继光一样，他的“湘勇”招募于农村，军官由他一手选拔，内中很多为小地主，来自曾之故里湖乡。于是部队间精神上团结巩固。他的军费出自“厘金”，亦即一种新的物品转口税，也有了各地的津贴，大概自愿捐助与勒派均有。他组织的水师其实乃是一种两栖部队，起居于内河航船之上，持有火器，使战事带机动性。湘勇首先为团练，雇佣以保护地方，因其成效超过正式部队，1854年之后出征各省，其人数从最初之2万人增加数倍。湘军与太平军全面战斗展开后，长江中游及其两大支流即湘江与赣江成为拉锯争夺之处。有墙围之城市不仅因战略价值而被争夺，尚以其操纵人口与资源之故。交战两方都向对方施用残暴手段，杀俘之事屡见叠出。战区食物缺乏。又疫疾流行，人口减少而助成以后战事之结束。

    但是1860年以后太平军失去对内地省份之控制，尚死灰复燃，将叛变引伸到长江三角洲沿海一带，苏州、杭州，宁波与上海为争夺的地区。这区域的丝绸工业遭受打击。也是在这一段战争期内，曾国藩手下之李鸿章从此露脸。他仿效湘军体制，在他出身的安徽省组织一支淮军。满清对英法战事结束，“常胜军”也参加讨伐大平军。他们原来是上海商人组织的自愿军，以西方人为军官，用以保卫本地。至此由列强赞助，正式为政府军助战。他们的功绩树立了美国人华德（Frederick townsend ard）和英将戈登（Charles George Gordon）的浪漫声名。有了他们襄助，李鸿章肃清了东部沿海地区，使曾之湘军于1864年7月收复南京，洪秀全于事前服毒自杀。肃清太平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