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到，文质上之选择和举止上的合乎大体超过一切。所以利玛窦（Matteo Ricci）于公元1583年来到中国时，他赞美这国家是由一大群的“哲学家”管理。可是向人炫耀为人之常情，尤以暴发户为甚。一个缙绅家庭可能在门前树立几桩旗竿，以表示子弟进学中举以及捐输为监生的人数，地方上显赫人物也有在轿前摆布着一大堆的随从；修筑花园和精制桌椅使富庶之家的屋内外更为讲究，这在明末风靡一时；收藏艺术品也成为风尚，古物尤被珍视，有时一块古砚可以值银30至40两，足为农家全年用度。

    经济制度仍难突破

    可是所谓资本家在这时代产生的说法并无根据，虽说间有商人成为巨富，但数目极少。农业商品化也只有间或一见的例子，并且缺乏继续经营的证据。制造棉布仍是一种家庭工业，妇女纺纱可以补助家庭的收入，在贫困佃农的户内尤不可少。虽说这与欧洲同时的“外放分工制”（Putting-out system）有若干相似之处，单独的有这样的安排却不足以使社会经济改观。总而言之，提倡晚明中国经济有突破的说法，有它基本的弱点在。与当日带服务性质之事业无从展开的情形相较，这种说法不攻自破。这时候无银行，无发放信用之机构，保险业始终未被提起，相反以高利贷为主的当铺倒以千计。此时也没有适当的法律和法庭组织足以提倡现代型的商业，而促进资本之存积。何况支持现代商业的法律程序以私人财产权作基础，首先即与孟子道德观念相反，而后者正是官僚体系奉为天经地义的。本书前面也曾提及，明政府自15世纪中以来已无从制定有效的货币政策，当这么多必要的因素全付之阙如，现代商业如何能在中国发展？

    科技的进展经过宋代之最高峰后，明朝缺乏继续之进展。从丝绸之纺织至陶瓷之焙烤，特殊之机械设计及处理，似乎都端赖技工的眼光。水力工程及药物学因具有实际需要之价值，明人在这两方面颇有作为。可是无意于节省劳动力和不注重以探索知识为其本身之目的，可能为停滞的原因。因为中国人既已有了现阶段的成就，如果继续研钻，似乎不难引至利用更高深的数学工具，获悉宇宙内更奥妙的神秘。

    在农业方面，明代特别值得提出之处为烟叶、玉蜀黍、甜薯及花生自新大陆输入。后面两种农作物因其可以栽种于前未耕耘之山地，对于解决食物问题更具有特殊之价值。可是在农业技术方面说，明代甚少进展。元代忽必烈所颁发之《农桑辑要》内中图释之农具，几个世纪之后再无增进，可见得传统的农业技术在相当时间之前即已达到其最高限度。

    然则明朝尽力使中国内部均匀一致则超过以前任何朝代。中期之后华北即无异族逗留的痕迹，华南有了省区之间的移民，使人口更能疏散到广大的地区，也使西南之少数民族更感到压力。历史上估计中国的人口，总多少带有冒险性。可是中外学者已有共同的观念，认为公元1600年前后，中国人口已接近15000万，这是历史上的最高点。虽说明律不许人民泛海，事实上向东南亚各国移民好像未曾间断。公元1567年明政府已片面开放福建之月港，当地接近厦门。以后国际贸易相次展开于广州及澳门似从1578年始。

    利玛窦于公元1595年来到南京，1598年到了北京，留下了一段有趣的晚明纪录。我们今日看来，可以想见中国在16世纪末叶，颇像一种玉制的装饰品：从美术的角度看来有它本身之完满，可是在结构的方面看来实为脆弱。因为受着法律和制度的限制，内部的增进已至极限。用不着说，这样一个国家不容易动员，对外界的压力亦缺乏抵御的实力。

    张居正与万历皇帝

    实际上在利玛窦行经大运河北上之前，大明帝国已经尝试着穷最后之力作一番振作。这运动是由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