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我们务必要将古代历史家忽略未提的若干情节，一并提出检讨。

    北宋之东北是契丹所成立的朝代——辽。契丹属蒙古语系，他们活跃于图上之地区已逾300年，即使仿效中国朝代所成立的辽，也比宋早出现53年。辽之国君通文墨，他们的文字在公元920年即已出现，并曾接受过高丽、回纥、吐蕃的朝贡。在宋代出现之前，甚至在浙江称为吴越王的钱家也曾向契丹之辽朝贡。不仅契丹所占的中原领土有汉人的官僚治理，而且辽境后方，据目击者的报告，无数之官吏、文人、工匠、优怜、武术家和僧尼也来自中土，由是也可见得其汉化程度之深。这半汉化国家的组织能力，比汉和唐对抗的单纯游牧民族要厉害多了。那些单纯的游牧民族所恃，不过疾风迅雷的冲锋力量。

    西夏也不是单纯的野蛮人。他们组织的半汉化国家在初唐时即曾活跃于它日后占领的地区，当它在400年后与宋人抗衡时，一个汉化的政府早已存在。西夏文以藏语为基础，重要的儒家经典早已翻译成书。羌人则属藏族，此时多数已操农业。

    所以在公元10世纪，这些少数民族显然得到汉人指点，业已将他们的文化程度提高，以致宋朝所面临的边防问题与它以前的朝代不同。这些游牧民族已有农业基地，他们已筑城为防御战。北方地势之艰难对他们有利，同时他们也保存着动员的迅速和在战场上的机动性，这些优势与他们草原上的生活习惯息息相通。契丹人与羌人虽然常有冲突，但在对抗宋的时候却彼此一致。

    中国人缺乏坚强的民族观念也构成赵宋王朝的一大弱点。很明显的，所有汉人决心从外人束缚下求解放，这种解放战争当然会有利于宋的军事行动。可是实际上双方之竞争只在大体上被视为一种朝代之间的冲突。

    这种现象是1000多年来世界主义发展的后果。中国人自己提倡一种神话，认为亚洲所有的民族都是黄帝的子孙，只因地域之阻隔才有了人种的区别。古典文学重“文化主义”（culturism）而轻国家主义。被称为亚圣的孟子，曾经强调要是能使一般群众生活有助益的活，则向外来的主子臣服，既非不择手段，也算不得卑躬屈节。他的书中有一段提及舜为东方之夷人，周文王为西方之夷人。这文句被所有有学识的汉人熟读而构成了与异族合并的根据。受有教育的人士态度如是，一般人民与在位天子的种族出身便毫不重要了，当然也用不着对民族观念发生顾虑。而契丹之国主也已看透当日情势，不给治下汉人反对他的凭籍。

    补给上的弱点

    迄至今日较少为人了解的，则是赵家王朝尚有它补给供应上的弱点。表面上看来似乎不可能。因为整个说来，南方地域大，物产多，人口众，在技术上也较进步，且有水道的便利。但是要取得以上各种优势务需一个彻底现代化的组织才能办到，这在公元11世纪是不可能的，即是数百年后也仍没有着落。

    宋朝的供应物资多，可是供应的路线也长。在军事部署上讲，将多数物品同列于军需之内违反了简单雷同的原则。当日记账的能力不能保证有完满的协调，即使最基本的数字，在管军政的枢密院与管财政的三司也互不相符。现代的读者务必在此看清：赵宋的试验要能在这关头实现而有成果，财政上各种端倪必须全部用商业习惯管制，各种度量衡的单位必须标准化，可能互相交换的品物与程度也需要公认，且要能由独立的机构监督；官僚必须以技术作主，不能以意识形态和人事关系变更初衷。其行动范围之大，包括支援百万大军，不可能没有民间事业之参与。因此看来，则大多数民间事业从旁在侧的襄助，也须公司化，采取法人的地位才能对公众负责。统而言之，一切要能在数目上管理。

    事实上宋朝主动发起了一种军事部署，它的成功全靠后勤的支持，而这种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