椁。令人惊讶的是，画像内容缺乏有如天使、救主和赎罪等宗教性题材。而是以历史事迹、奇异的传说、传奇人物或日常生活作题材。当中日常生活一项对我们最有价值，它提供了最确切可靠的汉代社会史资料，使我们对汉代的社会有一个大致的了解。

    由画像砖上可以看到，当时高层人士穿着长袖的袍服，普遍穿戴头巾。无论举行宴会、演奏乐器，或是作案上游戏和讲解经史，都是席地而坐。来往时通常用一种双座马车。渔猎仍为高级人士消遣的场合，剧院不曾出现，可是以歌舞取乐却又所在多有，富裕之家以杂耍者和魔术家相娱。有些当日之演出在今日仍令人感到兴味盎然。

    一般常人工作时则穿着类似睡衣的宽松褐杉和犊鼻裤（短裤），偶尔还加一件及膝之短袍。一般以小家庭（户）为最基本的经济组织，但是种田时需要邻里的合作。主要的农作物为米麦及稷黍。妇女以蚕桑为常业。尽管东汉时政府已取销盐铁专卖制度，盐铁生产仍为汉代公营事业之大宗。商业活动主要是由独立家户经营的零售业，与20世纪内地之情形相同。浮雕上没有提及的，则是贫穷的迹象仍极普遍。汉代君主不时发出诏令，提到水旱灾荒。穷困之家不免将家人出卖为奴。多数奴隶只在家中操持家事，所以对国家经济无特殊贡献。现代学者一般认为汉代奴隶不及全人口1％。

    通西域与中西文化交流

    随着汉帝国的军事行动，中国文化渡过鸭绿江而入韩国，最南则入于越南之东京湾。可是在中国本部之沿海，却仍有化外之地。200年前日本九州发现一颗金印，证明汉朝曾认当地酋领为附庸。类似的金印引用同样的设计和同样的篆文已有不少在中国本部出土。约50年前，在韩国的一座坟墓中有一件漆器出土，上面有两个艺术家的签名，并注有年份，相当于公元4年。而外蒙古国都乌兰巴托也有这两位工匠署名的漆器出土，所署年份相当于公元前2年。

    到了后汉，匈奴已不足为中国严重之威胁。事实上，中国在公元73年和89年两次的征伐，据说已凌加压力于游牧民族头上，使他们一波接一波的向西迁徙。有些历史家以为日后欧洲历史中提及之huns，即可能与匈奴有关。对后汉财政发生剧烈影响的乃是长期与羌人（藏民族）作战。只是羌民族无统一的指挥系统，他们入侵的程度不深，所以不像对匈奴战事般引人注意。同时汉军对羌人出击的范围亦较小。

    中国向西北域外之扩充，由受汉符节的大冒险家展开。公元前139年，时属西汉，武帝刘彻派张骞通西域，以“断匈奴右臂”。虽说这目的并没有充分达到，但中国与中亚各印欧语系的国家开始有了接触。后汉则有班超，他是历史家班固之弟。公元73年和公元102年，班超领着少数的随从去西域。其人数最多时亦不过约1000名志愿人员。班超之秘诀，在于以中国之威望作本钱。大概与中土贸易利润优渥，使不毛地带里的绿洲国家心向往之。班超以他高明的外交手腕，借近国之兵征服远国，如是一波冲一浪，将大汉声威推抵里海。有时他纠集的兵力达25000人，有次竟号称7万，全由葱岭以西的国家组成。从长期的历史上看来，班超在文化上和商业上的贡献，超过他在政治上的成就。他所拓展的疆土无法永远把持，可是通商的驼马队一经组织，它们的足迹长期在历史上留驻。由于大陆商队贸易之活跃，包括果蔬和乐器（如“胡瓜”、“胡琴”）等域外文明源源由西域传入，丰富了中国的文化内涵。

    从以上所述看来，自后流传于华夏之帝国几千百年的基本要素，在公元2世纪便已存在。同时帝国国力之所及，也已尽量的向边荒远处发展。既然如此，为什么此后又有这么多的变迁，牵涉到周期性的盛衰起伏？从宏观的角度看来，这问题不难解答。中国自汉以来累积的财富，一旦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