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一:我所认识的“老宫女”刘曜昕
附一:我所认识的“老宫女”刘曜昕(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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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金易兄和他的夫人,已经是50年的老友了。50年过从,我们不仅在学术上切磋,而且确实经过患难中的考验,这是可以仿之于古人的。
他退休之后,不废读书,肆其余力,写出20几万字的,连续发表在《紫禁城》杂志上。他的才力、记忆、瞻博,都令我折服。
我多次是他的手稿的读者。“老宫女”的故事引起我不少回忆。应该说:我是先于金易兄认识这位老宫女的,或者说金易兄是由于我才认识了老宫女,但老宫女到他家去当保姆则不是我介绍的。这话说来长了。
1942年,我遭变失学,家乡兵燹,困居在北京沙滩附近的一个“公寓”里。说公寓是指它过去。日寇占领北京,百业萧条,学生锐减,这个公寓实际上已经变成一个杂院了,堪称“寓公”的,也只有我一个人。
这个“公寓”的主人,是北大老校工,总是旧相识,就接纳了我。他管收拾屋子,供应茶水,照管门户,伙食则自理。
那是一个不规格的四合院:北房三间,房主和妻子儿女四个人住;东西房各五间,除我占一间外,其余九间分住了八户人家,都是挣扎在饥寒线上的小职员或工人;南房三间有一间是门道,住人的只有两间,住的是一位老姑娘和她的两个单身的弟弟。两兄弟早出午归,像是菜贩子,这位老姑娘就是金易兄笔下的老宫女。九家房客中,只有她和房东是亲戚关系。
我的这位老校工房东是个老实近于怯懦的人,家里真正的主人是房东太太。这位太太小房东十多岁,是一个很“外场”的人。因为房客穷人多,房租免不了拖欠,甚至有时向他借借找找,于是她便以恩人和保护者自居;住户都是她的臣民,即使对我也常有点“颐指气使”的派头,颇像一位长者。而对南屋则好得多,但也仅限于对老宫女,对那两位“菜贩子”也常有不屑之辞,或显出揶揄的颜色。
时间住久了,老校工不在家,问茶送水的事,免不了由太太承担。这颇使她感到“降贵纡尊”,有时便坐在我那唯一的旧藤椅上,吹一通家世,诉一通委屈,间或滴几点清泪,很使我同情而不失敬意。这样也换来她对我的好感。
从她断续的谈话中,我大致了解了她以及老宫女的一点简单情况。房东太太是旗人,改汉姓,姓桂。父亲曾在警界做过巡官(清末民初,警官警察中旗人颇多)。她曾说:“30年前,前门一带,街面铺户,更不用说穿号坎的,谁不知道桂五爷呀。”她说:老头儿(老校工)是裁缝,常年给我们家做活儿。取送活儿只能在门房落脚,不叫他,他进不了上房屋。……不过看他人还老实,有个手艺能混饭。……咳,这就叫“人不能和命争啊”!言罢不胜今昔之感。这我才了解,老校工吞声忍气,不仅是老夫少妻,还有点主奴的关系,小姐下嫁,自然主子的身份降不下来,相应的奴才身份也升不上去。
房东太太和老宫女的关系是姑侄,老宫女是姑,这是我推断出来的。孩子称老宫女为姥爷。因为满族老处女称谓上都和兄弟同例,像不称姑而称叔叔、大爷。房东太太也随孩子们称姥爷。我原以为他们都姓桂,读了金易兄的大作,才知老宫女姓何。这当然也是旗人的汉姓。那么她们之间的关系应该是亲戚而非本家了。
对这位老宫女,房东太太作过如下的描述:“别看姥爷这会儿的样子,想当年,跟西佛爷当差的时节,也是个有头脸的人物。刚从宫里出来的时候,头上插的,手上戴的就够一家‘过活’(北京话,意同家当),更不用说箱子、包袱,积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