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我看只要还活着一切便都有希望，无论多大的事业都可以做成。”

    他倒比徐冰砚乐观得多，踌躇满志的样子令人看了难免歆羨，后者亦有些感慨，心想倘若真有那样一条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的路，他便是死了也要亲眼看一看，哪怕只是一个小小的边角也好。

    但这话他没有讲出口，克制的男人永远沉默寡言，不会让自己的希冀变成他人心中的负累，因此在最后握手告别时只赠予友人简短的八个字——

    径情直遂。

    寄此良途。

    而在接踵而至的那一年当中，整个国家又发生了若干惊天动地的变化。

    北伐军的势力从珠江流域一路扩展至长江流域，到1927年6月，武汉政府的北伐军便与北方国民军于中原会师，于是黄河流域也为革命力量所控；1928年张作霖由北京退回沈阳，中途于皇姑屯被日本人炸死，大帅之子张学良接手其位，同年宣布东北易帜，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将“北京”更名为“北平”，至此国家总算实现了形式上的统一。（1）

    ——上海的天自然也要跟着变的。

    徐冰砚果然在战争结束之后被强召到了南京，而他对“党国”的信仰和忠诚显然无法使南京总统府里的人满意，他们试图将他扣在首都、不再放他回到上海，形势最危急时却是金勉金先生出面为他作了保。

    他原是上海三宝来拍卖行的东家，当初还曾与白二少爷一同搞过革命、后来又一同流亡到日本，那年他们被当局和徐振追杀，还是徐冰砚出面救的人，不料多年以后便轮到他偿还这番恩情了——他对南京方面保证，说徐将军的舅兄曾是中华革命党的一员、更曾为了党国的光荣大业捐躯牺牲，而徐将军过去又多次帮助过革命党人的行动，必然会是一位忠于党国忠于人民的人才，绝不会做出对革命不利的事。

    南京方面斟酌了许久，最终还是放他走了，金先生亲自把人送到了车站，彼时亦是叹息不止。

    “将军对党国可是还有什么疑虑？”他问，“我和清远都甘愿为它效生效死，或许……也没有那么糟吧。”

    这话解释起来该有多麻烦？他已经很累了，更无意与他人拆解自己的心，于是只淡淡地回答：“先生哪里话，党国的一切自然都是好的。”

    金勉听话听音，也明白自己无法与眼前这个深沉肃穆的将军交心，于是最终只是默默把他送上了去往上海的火车，临别前又忍不住多嘴一句：“无论如何将军也要想想后路……一个为国家操劳半生的人，最后总不能被圈死在自己人手上。”

    ——圈死？

    的确。

    徐冰砚前脚刚刚抵达上海，后脚南京的调令便到了，说是要换一位新的司令到上海驻防，而给他的位置则一降再降——甚至是他亲手带出来的部队也被拆得七零八落编入了他人辖下，还说要请他将官邸也腾出来、让给即将到任的新长官。

    他从来不是贪恋权位的人、更对穷奢极欲的生活不感兴趣，只是那座官邸是他的妻子亲手布置的，他的两个孩子也都在那里长大，如今要搬出去……教他怎么忍心？

    “怕什么？”

    他的太太倒很开明，听了这些消息连眉头都不皱一皱，眼中的落寞也藏得很好，起码旁人是一点都看不出的。

    “搬就搬，当谁有多稀罕？”她冷哼一声，高高地昂着头，像只傲慢矜贵的美丽猫咪，“这破房子我本来也没有多中意，要我说离白公馆差得远呢，我们一同回去住就是了。”

    那年霁洲才三岁、说话尚不太利落，可看着来来往往的人把他从小睡惯的房间搬空了，还是难免要着急地扯着父母的手问：“父亲、母亲……”

    他十岁的姐姐同样不明白发生了什么，只好把小脸儿埋在母亲怀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