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度在立春那天率皇子及大臣去先农坛举行纪念春天开始的祭祀仪式的细节。这种源远流长的皇帝亲自开犁的礼仪，显示了对当时中国9/10人口所从事的农业的重视。

    译者曾费尽周折，才找到该遗址以考证典礼细节，因众多的北京人对先农坛和该祭祀仪式浑然不知。感慨之余，深感布莱克对此描述的史料价值。

    西方人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的研究曾经发生过巨大的变化。一般说来，17、18世纪以前，他们多以好奇和赞美的眼光来看待中国。在他们的笔下，中国似乎是处于哲人治理下的“模范社会”，因此他们对中国倍加颂扬。然而，到了18世纪后期、尤其进入19世纪，随着中国国力下降，西方殖民主义者加紧对中国的殖民扩张，他们对中国的研究大多为其殖民政策服务，并采取了歧视和贬损的态度。然而布莱克基于自身的体验，采取了截然不同的态度。事实上，中国的地大物博震撼了来自英伦三岛的作者，他以浓重的笔墨描绘出中国壮观的山川、富饶的江南平原和瑰丽的香港夜景。他以赞扬的口吻描述了中国人刻苦耐劳的美德：“有一项竞争中国永远不会参与，那就是比谁更懈怠和懒惰。中国的每一位国民都在竭尽全力工作，这个国家保存了完好和强大的实力。”正因如此，才有对土地与河流的充分利用，才有较高文明形式的农业、养殖业以及精湛的手工艺。诚然，对于在清朝专制统治和西方列强威逼下苦难深重的广大人民，他首先得站在英帝国立场上，处处捍卫其利益，但作为人，他还是发出了同情的哀叹，揭示了内陆河道尤其是西江上猖獗的强盗抢劫，1903年的广西大饥荒，中国官员的昏庸，刑法的严酷，以及广大妇女身受封建压迫，缠足，沦为小妾、婢女的悲惨境遇。

    布莱克在书中提到，在古希腊人曾开采过的矿上，现代人移去堆积了数百年的矿渣石头，结果，下面的土壤中长出了植物，开出了成串的奇异小黄花。这些种子已被石头压了数百年。作者由此生发开去说，“古老中国的胸怀中也潜藏着进步的种子，这些种子长期受到传统观念的重压，不能萌芽。”“而摧残进步之花的两座大山是无知和偏见。”他认为，要提取传统观念中的养分，不仅予以保存，而且要加以升华，“才能使真实、纯洁、幸福之花开遍整个大地”。他承认，西方人对于中国只有一孔之见：“普通的欧洲人一提到中国，头脑中就会浮现出一个未开化、不诚实、充满尔虞我诈、有过多原罪的国家。”但他经过数年的研究，形成了难能可贵的独到见解，把古老的中国比作沉睡的东方巨人，相信“中国的苏醒意味着她将要进入世界市场去争取她应得的全部份额”。他预言，“中国凭借其强大的商贸实力和巨大的生产力，一定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满足自身的需求，而且一定会扩展到遥远的国际市场。”“除了最强的竞争者，所有的人在她面前都会感到胆怯。”试想一下，这是在百年前对封建落后的中国何等的预言！

    最后，他以诚恳的语言、真挚的希望为全书作结：“（中国）即将到来的教育体制改革会使人们从对竞争回忆的羁绊中解脱出来，代之以理性的思考，中国一定会随之成为世界事务中一个有影响力的因素。当那个时代来临时，让我们期望：中国和大英帝国之间的关系将是相互信任和良好愿望的产物。”

    卜力生活在19世纪“欧洲中心论”甚嚣尘上的文化氛围中，其著述自然不免打上了时代的烙印，再加上他对中国国情了解和自身思想的局限性，因此书中论述的某些观点并不是我们都能理解和接受的，尤其是有关鸦片贸易的论述，基本上是与事实相悖的。

    卜力在“话神州”中说，我在浏览1906年扬子江沿岸港口年度贸易赢利报告时发现，该年扬子江沿岸港口鸦片进口量达到62161担，而鸦片出口量却达到643377担……。虽然要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