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的联大会议期间，第三次是在东京参加日本天皇裕仁的葬礼之时。记得当时主要的议题，就是中方正在起草的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和港人的信心问题，双方交换意见比较充分，谈得不错。

    两星期后，由我给杰弗里·豪回复一信，着重批驳了英方关于香港信心的说法，指出恰恰是英方的一系列不友好举措，打击了港人的信心。关于香港政制问题，中方不能同意英方单方面的改变。

    1999年12月20日，中葡之间终于顺利完成了澳门回归的政权交接。

    里夫金德在后来的往来信件中，还不时制造出一些麻烦，我也没有一一回复。当然，双方之间的合作也有比较令人高兴的进展，那就是在1996年秋我们在纽约会晤时，共同确认了中英联络小组所达成的关于香港政权交接仪式的纪要，了结了香港回归前的一桩大事。

    在纽约会晤中，赫德仍是重点促中方马上具体讨论确认标准问题，把这个问题称为谈判能否取得进展的关键。我们清楚，英方最担心的，是全国人大决定中关于议员必须“拥护”基本法、“愿意效忠”特区的规定。我当时表示，选举安排圆满解决了，如能与基本法相衔接，过渡便不会成为什么问题。关于确认标准，我们不能替特区筹委会来定标准，只能谈点个人的解释性看法。如果有个别议员不愿效忠特区、不拥护基本法，甚至反对基本法、反对“一国两制”，不仅有言论，而且有行动，那他们就不符合标准，就不能过渡。

    这期间还有一个小插曲：在英方最后确认前几天，赫德还曾来过一信，说时间紧迫，可能赶不及在基本法草委大会之前做出最后答复，要求草委会在确定1997年直选席位时，先不要写入文本，只留一个空白，待以后填写。我们判断，双方有可能在会前达成协议。最后果然达成了协议。由于此信不涉及实质内容，故后来未随七份文件一同发表。

    七份外交文件表明，在基本法定案时，双方就香港政制发展的进度正式达成了协议和谅解。此时，英方还不得不遵守同中方磋商一致和与基本法相衔接的原则。

    中英在香港政制改革问题上的分歧，很快变成了外交谈判桌上的争端。

    由于两国关系一直友好，又充分考虑到澳门的一些特点和实际情况，中方根据“一国两制”方针，在制定对澳门的具体政策时，对葡方提出的合理意见和要求都尽量予以照顾。澳门有一批葡裔居民世世代代生活在那里，即所谓“土生葡人”，他们有较特殊的社会地位，也有一些自己的特殊利益。中方在联合声明中承诺，要依法保护这批居民的利益，并尊重其习惯和文化传统。又如，葡方十分看重葡萄牙在澳门的文化遗产和影响的延续，中方觉得有些要求是合理的，便同意在协议中特别写入“依法保护在澳门的文物”，并同意葡萄牙语除作为正式语文外，仍可作为教学语言的内容，将文化、教育、语文方面的条文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

    1990年4月，在中英就香港选举问题达成协议和谅解之后，香港特区基本法正式颁布。

    至此，中英之间有关香港政制发展问题的争议，似乎应该告一段落了，但事实并非如此。

    香港立法局1991年选举前后，英方加紧了所谓“代议政制改革”的步伐，只是这个问题暂时不像前一阶段那样紧迫了。

    然而，我访英后不久，英国政府于4月任命曾任保守党主席的“强势人物”彭定康，取代了被视为对华“软弱”的卫奕信，出任最后一任香港总督。

    赫德外相于1991年春访华，我与他正式会晤。中方领导人会见了他，给予他相当高的礼遇。

    这时，中英两国外长实现了自1989年以后首次互访，双边关系有所改善。

    不过就在那个时候，英方又酝酿在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