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领导人佩雷拉总书记、卡布拉尔主席和门德斯总理在会见我时，都对中国在几比设馆表示了热烈欢迎，允诺尽一切力量帮助中国在最短时间内选择馆址，完成建馆工作。

    比绍市是一座相当欧化的消费型小城。市内的建筑都是葡萄牙风格，房子不大，给人以小巧玲珑的感觉。城市也不大，驱车观赏街景半小时足矣。不过，各国大商行都在此设有代理行，葡萄牙、西欧和日本商品充斥市场。比绍市的经济发展落后，文化设施简陋，全市只有一家葡资啤酒饮料厂、一所中学、一家电影院、两座医院、几家兼卖少量书刊的文具店。当时，葡萄牙大资本家相继离去，资金大量外流。中小企业主勉强维持局面，但生意冷清，前景黯淡。我当时的印象是，振兴经济将是几比政府在相当长时期内所面临的主要挑战。

    日后，几内亚比绍和佛得角分别成为两个独立国家，几比居民主要是非洲人，而佛得角大部分是葡萄牙人的后裔或葡非混血的居民。

    最后，几比外交部为我们在比绍市的多明戈大街找到了一处二层小楼，我们就将它作为了中国大使馆。多明戈·拉莫斯是几佛独立党的杰出战士，曾任几比东部地区加布军区司令，在战场上牺牲了。这条大街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

    那时，作为驻几内亚大使，我的主要工作就是负责两国间的经济合作。自建交以来，我国一直在援助几内亚的经济建设，一共有几十个援助工程项目，包括人民宫、电台、电影院、烈士陵园、茶厂、糖厂、卷烟厂、农具厂、榨油厂、水电站等，还派出了医疗队。这些项目都是当地发展民族经济和改善人民生活所急需的。不论是已建好交付使用或是正在建设中的项目，大使馆都要跟踪关注。

    当时，中几两国的关系非常友好，套用杜尔总统常说的一句话，就是两国的天空始终晴朗无云。

    当然，这也并不是说一点问题也没有，非洲的事务自有其复杂的一面。

    1975年11月16日，杜尔总统突然召见我，谈了安哥拉问题。会见时，主要是杜尔总统谈，谈了将近一个小时。当时在座的还有贝阿沃吉总理及九名主要部长。从这阵势中，可见杜尔对这次会见的重视。

    大家握手落座后，杜尔开口说，今天召见大使，是因为几内亚民主党和几内亚政府有重要的话，请大使转达给中国党和政府的领导人。中几之间向来是相互信任和一致的。两国有着共同的目标，两国人民属于同一思想范畴、同一战略，双方行动与立场的一致，犹如一个人的左右手那样协调、统一。杜尔停顿了一下说，几内亚对国际问题，尤其是亚洲问题不甚了解，总是等北京表明立场后再表态，但对非洲问题，几内亚人民有着坦率、令人可信的先锋队的立场。说到这里，他将话锋转到了安哥拉问题。他神情严肃地说，目前安哥拉的局势非常严重，中方恐怕不了解内情。

    那时，安哥拉人民经过长期斗争，刚刚结束了500年殖民统治，取得了独立。在长期的反殖斗争中，一共有三派力量，即安哥拉民族解放阵线、争取安哥拉彻底独立全国联盟和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中国政府一贯支持安哥拉人民的正义斗争，从不只支持任何一派，而是同时支持三派进行反殖斗争。

    杜尔总统说，安哥拉民族解放阵线是由几内亚民主党创建起来的，其主席罗伯托当年是拿着几内亚的护照去联合国大会发言的，并在几内亚的倡议下，才得到了非洲统一组织的承认和财政援助。但是，罗伯托后来成了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人，几内亚对他进行了揭露，并建议把“安解阵”开除出非洲统一组织领导机构。而争取安哥拉彻底独立全国联盟，其主席萨文比公开承认得到了南非种族主义政权的支持，也完全是帝国主义支持者。现在，当非洲听到中国站在了帝国主义支持者一边时，对几内亚人民来说是一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