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非洲结缘，始于1964年。那时，我在教育部工作，随杨秀峰部长访问埃及、阿尔及利亚、马里和几内亚四国。我们是4月1日离京，到5月14日才回国，在非洲访问了一个半月。代表团成员有四人，除了杨秀峰部长和我，还有北京大学教授季羡林、教育部的司长胡沙。其中，杨秀峰部长最为年长，长我30岁；其次，是季羡林教授，长我17岁；那年我36岁，胡沙和我年纪相仿。一行人中，“老、中、青” 俱全。

    算起来，此次非洲之行，已是将近40年前的事了。访问之后，季老曾发表过游记，我也即兴写过短文，介绍北非和撒哈拉以南黑非洲两种迥然不同的风土人情和文化氛围，以及非洲人民对中国人民如火一般的兄弟情谊。

    有必要说明一下当年前去非洲的路程，以见当时行旅之艰辛。我们一行先从北京飞到昆明，过夜。第二天飞往仰光，再过夜。第三天乘飞机到达卡（当时东巴基斯坦的首府），为换机票，在机场等到深夜，才乘上飞往卡拉奇的飞机，到那里过夜。在卡拉奇休息一天后，再飞往开罗。前后整整花去将近一周的时间，才终于踏上了非洲的土地。

    非洲之行的第一站是埃及。我们在那里感受到了非洲文明的久远。当时，在金字塔有一种“声与光”的表演，茫茫夜色中，灯光和声音不停地变幻着，使人似乎感受到古埃及法老魂灵之间的对话。据说，这个节目几经修改，一直演到今天。

    访问埃及之后，我们先是西行，访问了北非，然后南下，进入了非洲大陆的腹地。

    上世纪60年代初，非洲民族解放运动蓬勃兴起，一个接一个的国家摆脱了殖民统治，获得了独立。阿尔及利亚、加纳、几内亚、马里都是民族解放运动的先锋，而中国是他们最坚定的支持者。

    我们这次访问，正好是在周恩来总理访非之后不久进行的，警察见到我们的车队挂着中国国旗，都立正敬礼。沿途群众也纷纷招手致意，儿童高呼“周恩来！周恩来！”。各国都给予我们高规格的接待，这种高规格的接待，一定包括当地的土风舞蹈和非洲“塔姆塔姆”鼓的击鼓表演。黑人兄弟用形体和打击乐表现出的热情，使我们久久沉浸在浓浓的友情之中。

    当时，阿尔及利亚、马里、几内亚三国均独立不久，特别重视本国的教育事业，急于清除殖民主义统治的影响，希望培养自己的人才和干部。马里总统凯塔对我们说，马里要在10年到20年内解决所有学龄儿童入学问题。几内亚独立后，立即收回了教育主权，将私立学校国有化，几内亚总统杜尔亲自抓教育改革。马里、几内亚的教育经费占到国家财政预算的20%，其中学在校生一律供给膳宿，有的还提供服装。而阿尔及利亚的教育经费更是高达财政预算的30%，大学生全部享受为数相当高的助学金，在有的女子中学，学生有单间宿舍，伙食标准很高。

    在访问马里时有个插曲。杨秀峰部长突然接到国内指示，让他作为中国政府代表，前往桑给巴尔去参加“五一”节庆祝活动。那时，东非的坦噶尼喀共和国和桑给巴尔人民共和国决定合并组成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杨秀峰部长此行需要翻译，但桑给巴尔一带是讲英语的，而团内是法语翻译。大家一再商量，看到我最年轻，还懂英语，便派我陪同杨老一同前往，既作秘书，也当译员，连同警卫任务也一起兼了。

    当时，非洲各国之间的交通很不方便，一般都要先飞到欧洲宗主国后才能转机。为了去桑给巴尔，杨老和我就是先飞到法国巴黎。那时中法刚刚建交，尚未建使馆，只有一些先遣人员在那里。我们到了那里，要自己烧晚饭。从巴黎，我们再飞意大利罗马。那时，中意还没有建交，只好请阿尔巴尼亚驻意使馆提供帮助。由罗马，我们又转道肯尼亚，然后才到了坦噶尼喀和桑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