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利于增进两国关系，同时，推动日方在战争性质问题上进一步表明态度，取得了好的效果。

    我这次去东京参加葬礼，虽然主要着眼于中日关系，但真正取得突破的，却是中国与印尼的双边关系。

    在东京的葬礼上，我会晤了印尼领导人，使两国中断了23年的关系得以迅速恢复。这是一次利用特殊机会而取得外交突破的成功谈判。

    这场“葬礼外交”的意义，也许从中国、印尼两国关系跌宕、复杂的演变过程中才能看出。

    中国和印尼是近邻，两国之间有着长期友好交往的历史。近代以来，两国人民在反抗殖民主义和外来侵略的斗争中，患难与共，相互同情，互相支持。新中国成立后，印尼是最早同中国建交的国家之一。1955年4月，周恩来总理出席在印尼万隆举行的亚非会议（又称“万隆会议”），详细阐明了我对外关系中坚持执行的著名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随后，周恩来总理对印尼进行了正式访问，双方签署了《关于双重国籍的条约》，为解决中国同其他国家之间双重国籍问题提供了一个良好范例。中国一直支持印尼收复西伊里安等正义斗争，印尼坚决主张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

    但是，1965年9月，印尼发生了“9·30”事件。随后，印尼国内形势发生了急剧变化，与中国的关系迅速恶化，直至中断关系。

    所谓“9·30”事件，根据印尼方面的报道，是指1965年9月30日，以印尼总统警卫部队第三营营长翁东中校为首的一批军官，以陆军“将领委员会”阴谋发动军事政变为由，逮捕和打死了包括陆军司令雅尼在内的六名将领。印尼陆军几名将军立即采取反制措施，挫败了翁东中校等的行动。印尼随即开始严厉镇压和清除印尼共产党和亲苏加诺总统的政治势力。

    中国对“9·30”事件事前一无所知，事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也未对印尼政局表态，但印尼军方从一开始就指责中国策划和支持了“9·30”政变，干涉了印尼内政，并发展到派军队搜查中国大使馆商务处。到了1967年，两国关系进一步恶化，直至10月30日，两国外交关系中断。

    20世纪70年代后，国际形势发生了许多重大变化。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成为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双方发表了联合公报，中美关系明显缓和。中日建立了正式外交关系。西欧、拉美和非洲许多国家也纷纷与中国建交。特别是1973年初，关于在越南恢复和平的巴黎协定签署后，美国结束了对印度支那的侵略战争，撤出军队，开始收缩在东南亚的军事力量。在国际格局出现明显变化的情况下，东盟对外政策也做了重大调整，东盟与中国关系开始从相互敌视走向友好合作。东盟六国中的三国，即马来西亚、菲律宾和泰国，相继同中国建交。

    这时，作为东盟六国之首的印尼，与中国的关系如何发展，成为决定东南亚地区和平与稳定的关键。

    1978年末，邓小平同志对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进行了正式友好访问，这是中国高级领导人首次访问东盟成员国。双方就维护东南亚和平与稳定、中国同东盟各国的关系坦诚地交换了意见，增进了相互了解，减少了东南亚国家对中国的疑虑。从此，中国与东盟各国关系进一步发展，特别是在反对越南入侵柬埔寨、和平解决柬埔寨问题以及维护东南亚和平方面，双方持有共同主张，有着密切良好的合作。

    与此同时，中国与东盟各国的经贸关系快速增长，文化交流也十分频繁。

    1988年11月，李鹏总理在访问泰国期间又宣布了中国政府关于建立、恢复和发展同东盟各国关系的四项原则，即：（一）在国家关系中，严格遵循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