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墙的局面。海湾各国进行了紧急外交斡旋，提出了许多方案和建议。但由于阿拉伯各国的利益和立场不尽一致，对于如何解决这场危机存在着不少分歧，所有的努力都没能取得进展。

    海湾危机发生之时，苏联正陷入日益严重的国内政治、经济困境，自顾不暇，难有大的作为。

    这时，美国的反应最为强硬。8月7日，美国总统布什正式签署出兵海湾的行动计划，立即开始向海湾地区调兵遣将，大规模增加这一地区的军事力量。

    一时，战云密布，局势危急。

    到了那年10月份，海湾局势非但没有缓和，反而一步步滑向了战争的边缘。

    这一段时间，为求海湾危机能够和平解决，国际上的各方都在进行紧张的外交活动。中国作为一个大国，特别是联合国安理会的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在维护世界和平和地区稳定方面的重要性，开始显现出来。

    许多阿拉伯国家向中国派来了特使。科威特、约旦、沙特的外交大臣先后到北京进行工作访问。伊拉克也派了第一副总理拉马丹来陈述伊方的观点。

    更重要的外交舞台是在联合国。

    在那年的9月下旬至10月初，我赴纽约出席联合国第四十五届大会。在9月25日安理会外长级会议上，我阐述了中国对海湾问题的立场，呼吁伊拉克正视国际社会的强烈愿望，采取同安理会合作的态度，立即停止对科威特的占领，从科威特撤军。我指出，中国政府主张海湾危机通过和平方式解决，支持安理会所发挥的作用，欢迎联合国秘书长继续进行调解和斡旋，支持阿拉伯国家在安理会有关决议的基础上进行广泛的努力。我还指出，中国原则上不赞成大国对海湾的军事卷入，因为这只能使局势更加复杂，呼吁有关国家保持最大克制。针对安理会刚刚通过对伊拉克实行空中禁运的第670号决议，我还强调，有关国家在执行决议时，要严格遵守国际法的有关规定，严格防止采取任何危及民用飞机和机上人员安全的行动。

    联大期间，中国代表团借用不结盟运动国家的一间不足30平方米的磋商室作为会议室，那里成为了一个多边外交磋商和对话的中心场所。我在那间小屋里，川流不息地分别会见了60多个国家的外长或领导人，海湾危机是主要话题。

    在会见中东地区十余位外长后，我总的感觉是，大多数国家对可能爆发战争感到忧虑，坚决反对伊拉克侵吞科威特，但对如何解决这一危机意见不一。前一段时间，各国曾试图用阿拉伯方式来化解危机，但成效甚微。他们都赞赏中国的立场，希望此时中国能发挥更大的作用。

    联合国秘书长德奎利亚尔向我表示，不管是在联合国名义下打仗，还是美国自己打，都应避免。如果美国执意单干，那就更危险。他说，当年的朝鲜战争就是一次坏的经历。他不相信美国会把军队交给联合国指挥。

    在与苏联外长谢瓦尔德纳泽交谈时，他告诉我，苏联目前担心的是滞留在那里的五千多名石油等方面的专家。苏联曾派熟悉中东事务的普里马科夫作为特使，跑了两趟巴格达，在调解方面，无功而返，只完成了一个任务，就是促成苏专家回国。他表示，在当前阿拉伯国家分裂的情况下，苏联很难发挥什么作用。

    这时，美国正在积极策划安理会授权对伊拉克动武。美国与其他几个西方国家一起，一方面对中国的立场表示赞赏，另一方面企图要求中国完全按照他们的步子走。

    在会见法国外长迪马时，当我提出法国应运用其对伊拉克的影响，促使伊拉克从科威特撤军，这位外长做出无奈的表情说，有时朋友并不听话。我向西方国家的外长强调，安理会已通过不少决议，应该再给些时间，让联合国、阿拉伯国家和其他方面进行调解。中国对安理会的有关制裁伊拉克的决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