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三鞠躬时，总理泪水哗哗地淌，一连鞠躬次，以表示深切的哀悼和“没有保护好他”的愧疚之情。

    这是周恩来有生之年最后一次参加追悼会。

    年7月1日，周恩来由李先念、乔冠华陪同会见泰国总理克立、巴莫，各自代表本国签署了中泰两国建交公报。

    当时，我们陪护人员都明白这种机会不多了，嘀咕着想趁摄影记者还在的工夫，跟总理合个影。我们的嘀咕被总理听到了，他笑着说：“好吧，我们大家一起照张相。”

    小高他们赴紧出去叫住摄影师，摄影师在大厅一侧选了地点，所有在场的人都参加了，李先念和乔冠华也站到了第一排，等大家都排好以后，我也帮总理换好了衣服，是他以往夏季常穿的那身灰色中山装。

    两名护士搀扶总理来到大厅，站在前排中央。了解总理病情的人心情都很复杂，说不清是喜是悲？

    摄影师认真调好焦距和光圈，连按几下快门。拍摄完毕时，总理忽然望住我们笑了笑，说：“照可以照，但将来可不要在我的脸上画××。”

    一句话说得我们都没了笑容，心情无比沉重。总理对党和国家的前途，对我们每个人在政治风浪中的态度是不无担忧的。因为“文化大革命”有一项“杰作”，就是打倒哪个人，必要清整自己保存的一切文字和照片资料，在被打倒者的名字和照片上打“×”，借以表明自己“划清界线”，表明政治态度以求自安。

    月1日这次合影，是总理有生之年的最后一次与人合影。

    从5月到9月，我们还能搀扶总理离开病床作短距离散步。这时候，也是他与我们谈话的时候。

    月的一天，就是他最后一次参加毛泽东召集的政治局会议的第二天，在散步时他忽然问身边医护人员：“你们说实话，我还能坚持多久？”

    大家都一怔，无言以对。

    总理把目光移开，抬眼望天空，仿佛在正视那冥冥之中的死神，又像是在寻找马克思在天之灵。他忽然坦然地笑了：“人生的规律都有这么一天，共产党员要唯物主义嘛！”

    “怎么讲呢？”医生眼里闪烁着涌起泪花，“总理，你叫我们怎么说……”

    周恩来仍然保持着平静的微笑，点点头，轻轻地，轻轻地吐出一声：“对不起，不要说了。”

    这天夜里，他和一位负责同志共同工作一夜，天亮时，又穿了睡衣继续批阅文件……以后一段时间，他分别向我们每个工作人员谈一次心，指明每个人的优缺点。说到优点，比过去任何时候都热烈，都动感情；说到缺点，比以往任何时候都直率、干脆、明确。

    周恩来有生之年，从不直接提拔他身边的工作人员。可以说，没有一个做高级领导干部的。有的现在做了高级领导干部，也是在他死后由组织上考核提拔起来。

    总理尤其注意要求那些专业技术人才不能离开专业。卞医生在中南海曾任门诊部主任等职，1969年被提为305医院副院长时，总理就说：“大夫就是大夫，当官干什么？”

    卞医生说：“我都不知道，是领导定的。我找领导说去。”周恩来这才摆手道：“算了算了，既然定了就不要说了。”

    现在，当他意识到自己的病情已经很严重时，又一次关照参加医疗组工作的专家们：

    “你们将来不管兼任什么职务，兼多少职务，也一定不能离开丢掉自己的业务。”正是听了总理的交代，主管医疗组的吴阶平、吴蔚然两兄弟现在70多岁，担负一定领导工作，仍然不肯离开手术台。胃肠道专家陈敏章，叫他当卫生部领导，他再三推辞，说总理有交待。组织确定上任后，仍不离开业务。首都医院方副院长，泌尿科专家吴德诚，也都是照总理的交待去做的。

    年9月7日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