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贵春回来一讲这个情况，我们都服气：这就叫公私分明。

    也有不大服气的时候。

    我跟随总理参加了第一次日内瓦会议。那是1954年，像我这样自小跟着共产党长大的人，既有政治上的无比坚定性，又有思想上的局限、狭隘和教条性。用现在青年人的话讲：没见过世界还整天谈世界革命。1954年的国际两大阵营的对立正尖锐激烈，在我脑子里，不是太阳就是月亮，不是光明就是黑暗。所以，一旦接触高层次的谈话，诸如听到周恩来说“资本主义不是铁板一块”，“社会主义也不是铁板一块”时，谁能想象我是怎样的惊讶，目瞪口呆啊！

    最让我目瞪口呆的是英国首相艾登在一家旅馆请周恩来吃饭。前后上了三道菜：炸牛排是最好的，剩下两道也就是土豆白菜之类的水平。首相请总理吃饭才三道菜，简直无法相信，小器到家了。

    更让我惊讶的是，总理居然大夸英国首相，回国后还到处为这个“敌人”作宣传：

    “你看人家首相吃饭就三道菜，够吃就行，从不那么讲排场。他们请客都是自费，公私分明，不搞奢侈，这点非常好，值得我们学习。”

    现在说这种话可以时髦了，50年代说这种话可不得了，也就是“久经考验”的总理这样讲没事，换成我们哪个说这种话，肯定落个“经不起考验”，立刻能成反革命。抓起来关两年算轻的。

    那时，以苏联为榜样，所到社会主义国家，都是宴会多，排场大，气氛热烈。而资本主义国家的领导人，都很平淡、小气，吃东西随便简单。总理显然是赞成英国首相不赞成苏联。他给自己规定：请客自费，吃饱吃好就行。

    身为总理，周恩来宴请客人的时候很多。国宴、政府宴会，那是国家和政府拿钱。

    如果是总理以个人名义请客，无论是在家宴请在外宴请；无论是宴请工农兵代表，身边工作人员，还是宴请国务院各部委领导，各省市自治区来的客人、亲友，或者是宴请外宾、国际友人，总理一概是自己掏钱。

    总理2级，邓大姐6级，在当时来说工资都不低。他们的钱是由我掌管；我管大帐，管理员管小帐。他们除了工资收入，没有任何其他收入。因为稿费总理和大姐从来不要，一律交公，交帮助整理文章的同志。总理逝世后出版的文选，曾给邓颖超2万元稿费，邓大姐把这2万元稿费都赠送给了延安。总理在世时亲笔书写的稿子，稿费来了就交机要组秘书保管，根据工作人员的家庭情况支援生活困难的同志。

    总理的收入只有工资，这个帐就好算了，他定期检查帐目。每月拿出100元救济生活困难的亲属，根据身边工作人员的情况，随时发话叫我们拿出钱来支援家里遇灾或死伤亲人、生活遇到困难的同志；交党费、房租，私人用车交费等都要记帐。其中就有吃饭的帐目。家里买米面菜油自然有管理员记录的详细帐目，所有的请客也都要列帐，包括出去跳舞或参观，所有人吃冰激淋喝汽水的钱，总理都要自己掏钱。他要求我们记帐就是伯忘了付钱。一旦忘记付钱，那是要挨克的，并且会命令你马上去补交。

    有一次，总理在北京饭店接见外宾。接见结束后，总理感到有些饿，就跟值班卫士张永池说：“有点饿了，咱们吃点便饭吧。”

    那是一般客饭，很快就吃完了。张永池一算帐，吃了两元八角。不要以为这是优待价，总理从来不允许优惠，严格要求按市价收付款。那个年代的钱同现在不同，5分钱就能买回一脸盆西红柿，1角钱就能在食堂吃到肉炒白菜。

    可是，张水池这次糊涂了。心里算了帐，楞是忘了给钱，追在总理屁股后边上了车。

    还没坐稳，总理就问：“给了钱没有？”

    “哎呀，”张永池叫一声，“糟糕，忘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