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比较浓烈。他们处在一种文化、意识的冲撞和融会中艰难而执著地生存。邓丽君虽然不被看作是道地的台湾人，但她成长的地方如云林、屏东、芦洲却都是以台湾本省人为主的区域，虽然附近有部队与“眷村”，但外省人所占的比例都非常小。成长具体环境的影响、耳濡目染台湾本土文化，邓丽君就和普通台湾人一样生活，有一样的生活习俗和风俗习惯。因此她从小就会说流利的台语，她许多儿时玩伴也是台湾人，对台湾小吃和名胜也是如数家珍。学校教育和外省背景塑造了她国语素养；台湾本土文化的陶冶，又让熟悉闽南话等方言和各地民谣，因此她演唱台语歌曲时也得心应手、别有风味。邓丽君所代表的在父母的“外省文化”与台湾本地的“闽南文化”熏陶下成长的道路正是台湾许多“眷村”第二代子弟的共同成长经历。

    灿灿童星邓丽君在启蒙老师李成清的带领和培养下，拉开了她歌唱生涯的序幕。李成清逐渐发现邓丽君对歌唱的兴趣越来越浓厚，于是希望邓家平时加强对邓丽君的歌唱训练。邓丽君则越发喜欢歌唱这种表演艺术，况且每次演出还能赚些外快，对减轻家里的经济负担是很有益的，这样一来她就更自觉并相当勤奋地练习唱歌技巧。邓枢每天早晨都陪同邓丽君到小河边吊嗓子、练声。在李成清和邓枢的教导协助下，邓丽君每每迎着朝阳，一遍又一遍地唱，声音越来越甜美，唱腔也越来越纯熟起来。

    邓家的生活境遇一直没有大的改善。退伍后邓枢曾经因为爱好京剧而加入“康乐队”，并当上了队长。但劳军慰问演出的收入是非常微薄的，每月不到三百元，而且每三四个月才清算一次工资。除此之外，还要东奔西走、居无定所，根本无法照顾家庭。因此干了几年后，他就退出了“康乐队”。此后不久，邓枢就做起了小生意，开起了杂货店。可是，邓枢天性率直、不善经商，并未能让家庭摆脱困境。

    可邓家却有五个小孩须要抚育，一家七口度日如年。1959年是邓家最艰难的时候，那时邓枢的长子15岁，次子11岁，三子8岁，都正在上学读书。邓丽君6岁，最小的才5岁。他们总是吃了上顿没下顿的可是还要支付子女高昂的学费，这是多么残酷却又无法不去面对的现实啊。于是勤俭持家的赵素桂便跟邓枢商量以后只好拿上东大饼来维持生计。尽管如此，邓家仍然是举步维艰。

    在邓丽君开始小学教育的同时，也开始了她的歌唱生涯。6岁的时候，邓丽君像日本的美空云雀一样，在母亲的安排引导之下，开始上街卖唱。为了家计，邓丽君勇敢地承揽了街头卖唱的神圣使命，忍受着卖唱的无奈与痛苦。眼睁睁地看着幼小的女儿过早地踏入那冷漠严酷、灯红酒绿的社会，邓枢也只能是看在眼里痛在心里呀，心中有种说不出的酸痛，但广阔的生存空间被逼得只剩下了这条甬道，却也不得不如此；福兮祸之所伏，祸兮福之所依，说不定邓家会因此而时来运转呢，更说不定也许还会有什么奇迹发生，但愿一切平平安安。赵素桂对这个小女儿怜爱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温柔而博爱的母亲总是寸步不离、无微不至地照料女儿的日常生活。

    这段时间，邓枢总是天刚蒙蒙亮就带邓丽君去反复练习发声，晚上就由邓妈妈带着她四处买唱。到了夜深人静之时，她们母女俩才在住处附近的路边小摊上吃些宵夜。即便是星期天小丽君的生活依然如此。

    穿梭街头的日子，也正是邓丽君这位乡下小歌手开始崭露头角的时候。

    “邓丽君二年级担任学艺股长时，我正好是学校的主任。有位老师看她很有歌唱与表演的天分，常常指导她，那时候邓丽君正渐渐成为全校的“风云人物”，尤其是唱歌与表演更是出类拔萃。但她也常被老师，因为上课时她老是背歌词。”邓丽君当年的芦洲小学主任回忆道。

    的确，对邓丽君而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