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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周恩来与邓小平的患难真情
第一副总理兼总参谋长。”说着,他又在纸上写下“人才难”三个字。周恩来深解其意,脱口说道:“人才难得。”毛泽东含笑搁笔。毛泽东转过头来对王洪文说:“总理还是我们的总理。”并关照周恩来:“你身体不好,四届人大会后,你安心养病吧!国务院的工作可以让小平同志来顶。”周恩来再次郑重地点头。半个月以后,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选举产生了以周恩来、邓小平为代表的新的国务院领导核心,“长沙决策”终于成为现实。

    周恩来鼓励和支持邓小平对“文化大革命”全面整顿

    一九七四年底“长沙决策”之后,重病中的周恩来便把希望寄托在复出后的邓小平身上。一九七五年一月五日,中共中央发出第一号文件,任命邓小平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此前,邓小平已增补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恢复了国务院副总理职务。邓小平面对被“文革”的飓风横扫得满目疮痍的零落景象,当机立断,运用毛主席赋予他的权力,凭着对灾难深重的国家的前途命运所担负的责任感,义无反顾地在周恩来的支持下,开始了对“文化革命”的全面整顿。

    一月二十五日,四届人大会议刚闭会一周。新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邓小平来到总参谋部机关,向团职以上干部发表荣鑫根据邓小平的意见,对教育系统进行整顿。四月十六日凌晨,周恩来亲约由中央派往浙江帮助整顿工作的纪登奎谈话,他向纪提出,应按小平同志要求,制订出切实可行的整顿措施,解决好浙江问题。

    邓小平领导的全面整顿,引起了“四人帮”一伙的极大恐慌和刻骨仇恨。他们施展种种伎俩,一次又一次地把矛头对准邓小平以及支持邓的周恩来总理。五月三日晚,在京中央政治局委员接到在中南海毛泽东住处召开会议的通知。毛泽东在会上加重语气,打着手势讲道:“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不要搞‘四人帮’,你们不要搞了,为什么照样搞呀?”这是毛泽东继一九七四年多次批评江青一伙以后,又一次指出“四人帮”及其宗派活动问题。第二天,周恩来在医院同正式开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邓小平商议,根据毛泽东的指示,需要政治局内进一步批评“四人帮”。随即,他伏案写下书面意见,表示“同意邓小平意见”,支持由邓主持政治局会议批评“四人帮”。

    在毛泽东、周恩来的支持下,从这一年下半年起,邓小平领导的整顿在农业、商业、教育、科技、文艺等各个领域全面、迅速地展开。邓小平的全面整顿,迅速、系统地纠正着“文化大革命”以来的种种错误,使各方面工作在短时间内出现明显好转,这次全面整顿,深得党心、民心。一九八七年十月,在谈到改革问题时,邓小平又提出:“说到改革,其实在一九七四年到一九七五年我们已经试验过一段。一九七三年,周恩来总理病重,把我从江西‘牛棚’接回来,开始时我接替周总理管一部分国务院的工作,一九七五年我主持中央常务工作。那时的改革,用的名称是整顿,强调把经济搞上去,首先是恢复生产秩序。凡是这样做的地方都见效。不久,我又被‘四人帮’打倒了。我是‘三起三落’。一九七六年‘四·五’运动,人民怀念周总理,支持我的也不少。这证明,一九七四年到一九七五年的改革是很得人心的,反映了人民的愿望。”

    周恩来逝世后,清明节北京天安门广场人民自发的悼念活动,将周恩来、邓小平这两位无产阶级革命家紧紧联系在一起。由于周恩来病重住院,邓小平自一九七五年初起就主持中央的党政日常工作。邓小平着手的全面整顿工作,不能不涉及“文化大革命”中所实行的许多错误政策,不能不逐渐发展成为对这些错误政策的比较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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