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恩来出世不久，家道便急剧衰败下来。生母和过继母相继离开人世之后，作为周家的长子，年仅十岁的恩来不得不过早地担起处理家务的重担。为了维持一家生计，应付上门讨债的人，他经常出去典当衣物，叩门借贷，尝够了生活的辛酸苦辣，深知穷苦人的艰难困苦。出身贫寒的乳母蒋江氏，也常带小恩来走门串户，拜亲访友，看庙会，赶集市，使恩来能够耳闻目睹那些为富不仁者的罪恶行径，较多地感受旧社会的黑暗、虚伪和冷酷。

    一天，小恩来随乳母上街，走到山阳县衙前，看到一块残破的石碑。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二十世纪初的淮安，同整个旧中国一样，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黑暗之中。清王朝后期，阶级矛盾日益尖锐，大量土地集中在少数地主的手里，农民不得不租种地主的土地，加上黄、淮肆虐，泛滥成灾，农民在地租、捐税和洪涝灾害的重压下挣扎，卖儿鬻女，逃荒要饭，许多人家被逼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而贵族、官僚、地主却靠横征暴敛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仅淮安河下一地，豪绅、富商兴建的园林就有七十多处，他们竞相挥霍，常常笙歌达旦。

    沉重的封建剥削，迫使农民起来反抗，佃户抗租不交，与地主展开生死搏斗的事，屡见不鲜。道光七年间，由淮安府批准，山阳县出告示，上面写着封建地主逼缴地租的条文，共列为五款，污蔑抗租的农民是“恶佃、奸佃、顽佃、强佃、刁佃”，声称：“严禁恶佃架命抬诈霸田抗租”。白纸黑字，血泪斑斑。一言以蔽之，佃农只能做牛做马，不得有任何反抗的表示。如果反抗，只要地主控告，就要“从严惩办，按律治罪”。淮安的大地主还联合起来，将此告示刻碑竖在山阳县衙门前，企图依靠封建官府的权力，来维护他们对农民残酷的剥削和压迫。愤怒的农民忍无可忍，奋起砸断了这块逼租碑，但最后还是失败了，为首的还被官府抓去砍了头。蒋妈妈对大鸾说完这件事，又重重地叹了一口气：“穷人是惹不起他们的。”不过，当蒋妈妈给小恩来讲这块断碑的故事，讲穷苦人的苦难生活时，小恩来已逐步明白了世上穷人苦得很、富人凶得很的缘由。这块断碑是富人的逼租碑，是穷人的血泪碑，是被压迫者的反抗碑，是富人勾结官府、镇压穷人反抗、残酷压榨农民的永恒历史见证啊！

    恩来少年时期在家乡还遇到一件事，对他触动很大，使他终生未曾忘怀。一个勤劳忠厚的农人，妻子被地方恶霸强抢为妾，妻子不从便跳河自尽了。这个农人到处告状，怎奈官官相护，恶霸逍遥法外，而农人却被逼上梁山做了“强盗”。后来当县衙捕快捕捉他时，他与捕快搏斗，失手伤了捕快后，逃之天天了。四年后，当这个穷困潦倒的农人在清河街上乞讨时被人识出，被县衙抓去判了杀头罪。小恩来目睹了这个农人被问斩。他想，那囚犯是被逼当上了强盗，又是被逼自卫伤人的，结果弄得家破人亡，而那个强抢人妻、逼死人命的恶霸倒安然无事，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这问题一直萦回在恩来幼小的心灵中。后来，他到天津南开中学读书时，还在一篇《射阳忆旧》的文章里谈及此事。不过，那时他已明白了那场悲剧之所以发生的社会根由。

    上述血泪碑的故事一直印在周恩来的脑际，这成了他在今后数十年无产阶级革命斗争中立场无比坚定的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