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错误的结果和组织原则上错误的表现，布尔什维克的中国共产党所不应有的。”

    总而言之，张国焘对自己的评价是：“从一、四方面军会合时起到12月决议时止，这一段时间中我自己的确犯了反党反中央的错误。虽然12月决议开始了转变，没有再继续这一错误，向着和党一致的路上转变，但这一过去有过的错误，是应当严重指出的。”

    张国焘的第一次检讨，中央是不满意的。1937年2月27日，凯丰在延安发表了洋洋数万言的长篇文章—— 《党中央与国焘路线分歧在哪里》。文章分为13部分，涉及对政治形势的估计，南下北上问题，一、四方面军团结问题，党的建设，肃反，民族统一战线等方面。我们限于篇幅，无法引用凯丰的全文。其中大部分内容是中央在川西北时就与张国焘争论过的，我们在前面也叙述过。但是在这篇文章中凯丰透露了一些以前没有提及的内容，反映了中央对张国焘的问题的基本态度。

    关于一、四方面军草地分裂的问题，凯丰写道：“当中央发觉国焘私自给徐、陈南下密电时，曾详述南下的不利，并劝其仍率队北上。但国焘当时毫无转机，中央不得不再电国焘。……国焘同志对中央的电报，完全不采纳。于是中央给徐、陈指令，并给国焘指令，命令总政委立即率左路军向阿西、巴西、班佑开进。”他还写道：“北上战略是中央政治局决定的，不经过中央政治局，没有任何人有权力改变这种方针的。国焘身为政委应当坚决执行党中央的命令，可是国焘却能用私人的意志去改变这一战略方针，这还有什么政治委员的资格？……以这样一个糊涂的政治委员怎样还能去加强党在红军的绝对领导，因为国焘自己对党与红军的关系都是这样糊涂，所以他下面的干部不能不叫出‘武力解决中央’的话来。在国焘给徐、陈的密令，要彻底对中央开展斗争。”

    张国焘错误的性质，经凯丰这样一说，被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国焘给徐、陈的南下电报，陈昌浩都给中央看过，所以中央才与张国焘争论了好几天。但是还从未听说四方面军哪个人说要“武力解决中央”。凯丰这篇文章是批判张国焘过程中最早提及“密电”和“武力解决中央”问题的，从而给张国焘的错误上纲到“路线斗争”。

    对张国焘的军阀主义，凯丰更是大加讨伐。他写道：“国焘的军阀主义表现在下列问题上：第一，红军中的肉刑制度发展到顶点。因为没有阶级的、自觉的纪律，不得不依靠打骂枪杀以维持命令的执行。随意可以打人，随意可以枪毙人，这在过去四方面军中到处可以看到的。第二，对居民的纪律不是建立在与居民的亲密联系上。因为红军是工农的、人民的军队，他们不是高踞在人民之上的。第三，愚民政策。不教育红军干部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反而只要他们服从、盲从。第四，培植传令兵系统。这多少是从冯玉祥军队中学来的。”

    在这篇长文章的结尾，凯丰给张国焘下的结论是：“国焘同志所代表的这种政治路线，是苏维埃运动中所产生的形式，右倾机会主义、军阀主义的路线。他的客观根源则由于中国的军阀制度和农民狭隘落后意识，流氓破坏意识的反映。他的主观原因则是由于国焘同志有过去错误的根源。在四中全会时，国焘曾反对这种错误，但他没有彻底肃清他的错误。在与中央隔离，在没有中央的领导之下又发展起来。而成为在苏维埃运动中的右倾机会主义退却逃跑路线和军阀、土匪主义的路线。”

    凯丰的文章旁征博引，使用了大量红四方面军的内部文件。从卓木碉会议记录，到张国焘在红四方面军干部会议上的多次讲话，在《干部必读》上发表的文章，以及红四方面军内部的电报、指示等。说明中央已经比较完整地掌握了张国焘与中央分裂期间的言论和活动情况。这篇文章是全面批判张国焘路线的序曲，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