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焘又传达共产国际指示，要推迟起义，差点使起义流产，对此贺龙是不会忘记的。甘孜会师那天的欢迎大会上，张国焘讲话前，贺龙半开玩笑半认真地悄悄说：“国焘啊，只讲团结，莫讲分裂。不然，小心老子打你的黑枪。”把张国焘吓了一跳。任弼时是张的老同事，在莫斯科一起工作过，对张国焘的底细很清楚，张国焘心里还是有点怕他。张国焘着重拉萧克和王震，他送给王震几匹好马，夸奖王震勇敢，能打仗，戴高帽子。王震回来问刘伯承怎么办，刘说：“送给你（马），你就收下。”贺龙听说，对张国焘这种拉拢表示鄙视。张国焘派人送来《干部必读》等文件，贺龙对政治部负责人说：“不准发，看了要处罚人。放在政治部。”根据刘伯承介绍的线索，贺龙、关向应找到了在波巴地方政府工作的刘绍文。刘绍文把冒着生命危险藏在一个泥菩萨肚子里的中央文件都取出来，郑重交给贺、关。又把自己掌握的情况向二、六军团首长作了详细汇报。

    全面地了解情况后，红二、六军团领导人对张国焘作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甘孜会师后，张国焘借口调任弼时到总部工作，要给二、六军团另派政委，被大家拒绝。张又想把六军团纳入他的部队，也被拒绝。张国焘建议召开两军联席会议，企图以多数压倒少数。任弼时严肃指出：两军联席会议，由谁来作报告？如果发生意见分歧，结论由谁来做？决不能以多数压倒少数，造成上层对立，将使工作更困难。如果双方态度尖锐，我不负责任。断然否定了张国焘的提议。

    与上次一、四方面军会师时不同，二、六军团与四方面军会师后虽有斗争，但双方领导人并未因此而争论不休，而是迅速分兵北上了。这里固然有任弼时等同志的功劳，也必须指出，促成张国焘二次北上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有林育英的调停，朱德耐心的工作，以及四方面军上下的强烈要求。加上二、六军团到来后再添一把火，张国焘意识到只有北上才是唯一出路。

    在争取张国焘和四方面军的问题上，林育英做了很多工作，中央也做出了让步和妥协。1936年5月30日，林育英及中共中央领导人联名致电朱德、张国焘、贺龙、任弼时，通报了国内抗日形势后，提出以下建议：

    弟等与国焘同志之间，现已没有政治上与战略上的分歧。过去的分歧不必再谈，唯一任务是全红军团结一致，反对日帝及蒋介石。弟等对于兄等及二、四方面军全体同志之艰苦奋斗表示无限敬意。中央与四方面军的关系，可如诸兄之意，暂可采取协商方式。总之为求革命胜利，应改变过去一切不适合的观点与关系，抛弃任何成见而一致和团结努力奋斗为目的。希兄等共鉴之。

    这封谦恭的电报，既向张国焘伸出了和解之手，也给了张国焘一个台阶下。此时，四方面军内部要求团结的呼声甚高。在朱德耐心劝说下，陈昌浩等高级干部都赞成朱德的主张。以张国焘的脾气，要他向中央低头认错是不可能的，但他明白僵下去也没好处。现在中央主张搁置争议，团结对敌，张国焘再没有理由不接受。1936年6月6日，张国焘在炉霍召开中央纵队（总部机关）活动分子大会，宣布取消他的“党中央”。他在报告中说：

    “曾记得去年一、四方面军分手的时候，敌人非常高兴，甚至瞎说是共产党的‘日暮穷途’了。自然，这类的谣言，现在是丝毫不能起作用了。中国共产党在过去曾经犯过相当的错误，但是党在斗争中一天天的纠正了过去的缺点，使自己学好，使自己健全化，并且懂得如何战胜过去的缺点。……在共产党内有时会发生争论，可是我们可以找到团结的方法去共同的对付敌人。冷笑的敌人让他们去笑吧，最后会笑的才是真正会笑的。”会场上响起一阵热烈的掌声。

    张国焘接着说：“关于党的领导机关的决议，大概大多数同志已经看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