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乌云。红军采取灵活机动的战术，在湘黔边区发展扩大苏区，很快控制了桑植、大庸、慈利、常德等县城，贺龙在家乡搞革命，如鱼得水，摆脱了“左”倾机会主义者死守一块根据地的被动局面，带领部队往返穿梭，专找敌人的弱点和空子打。贺龙生动地比喻说：“打鱼的下拖网，鱼还跳出去嘛。我们比鱼还差？我们随便可以出去嘛。我们出去如鱼得水，要怎么走就怎么走，（左倾路线）硬是把苏区吃得光光的，这家一升那家一斗。把人家埋的坛坛都吃了好，还是开大仓好？”

    二、六军团会合后的一年中，形势一度发展得很顺利。但是中央红军北上后，蒋介石腾出手来，调遣四个纵队围剿湘黔苏区。国民党军大筑堡垒，封锁红军的出路。湘西大小土匪也各据一方，与红军作对。红军生活越来越困难。为了打破敌人的封锁，贺龙、任弼时等决定退离湘黔苏区，到贵州中部去开辟新根据地。1935年11月19日，红二、六军团开始转移，踏上了长征的路途。

    在四支长征队伍中，红二、六军团可算是一支最奇特和富有传奇色彩的队伍。在近2万人的部队中，不仅有红军指战员，还有背着烟枪的新兵、国民党军的中将师长、高鼻子蓝眼睛的外国传教士、白发苍苍的开明绅士和不满周岁的女婴。

    红军来到湘西，首要任务就是扩大红军。但这里的兵源实在不理想。萧克说：“那里遍地都种鸦片，老百姓抽鸦片的很多。地主军阀嫌一般捐税收入不多，就要百姓种鸦片，规定一亩地要交多少鸦片。老百姓不种，就收‘懒捐’。他们从买卖鸦片中发大财，于是遍地都是鸦片。人民较普遍地受到烟毒，小孩患个伤风感冒，就用鸦片烟一喷，所以十多岁的小孩也有不少抽鸦片烟的。这就给我们带来了一个问题：抽鸦片的准不准当兵？我们在江西时，说抽鸦片的是流氓，当然不要。到了湘西，抽鸦片的不要，兵源就不好办。好吧，只要是青年农民，愿意参军的就要。因此补的新兵多数都抽鸦片。红军可以抽鸦片，在江西是想也想不到的。为了动员他们戒烟，供给部准备了鸦片，定量发烟；同时讲清道理，做政治工作，然后逐渐减少发烟量，最后以蒸馏水溶化硫苦，静脉注射，个把月就戒了。这项工作是我军团卫生部长戴震华同志搞的。”

    1934年10月1日，红六军团在贵州黄平县境内行军时，突然遇到一位外国传教士——鲁道夫·博萨哈特。他是英国出生的瑞士人，虔诚的新教徒。怀着美好的理想，他自愿远渡重洋，来到贫穷落后的中国贵州传教。还给自己起了个中国名字——薄复礼，取孔子“克己复礼”的典故。这些虔诚的传教士以其宗教热情，居然遍布中国最荒凉的角落，真是令人吃惊。这天，薄复礼和妻子参加了一个宗教仪式，从安顺返回镇远途中，与红军不期而遇，当了俘虏。

    红军抓住这两个外国人，非常高兴。在他们眼里，这两个“帝国主义者”可以当作人质，让国民党拿钱来赎。萧克回忆：“坦率地讲，这时我们扣留他们两人的主要原因是从军事需要的角度来考虑的。因为我们西征以来，转战五十多天，又是暑天行军，伤、病兵日益增多，苦于无药医治。我们知道这几位传教士有条件弄到药品和经费，于是，我们提出释放他们的条件是提供一定数量的药品或经费。”只是红军开价太高，当审问薄复礼的吴法官（应该是军团保卫局长吴德峰——作者注）宣布要十万元赎金时，薄复礼不顾死活地喊道：“十万？不可能！”第二天红军攻占旧州城，又抓住了新西兰传教士海曼一家。红军释放了薄复礼夫人和海曼家属，但这两个传教士是不见赎金不放人的。

    后来，一个偶然事件使薄复礼与红军改善了关系。在黄平教堂，红军找到一张一平方米大的贵州地图。但地名都是法文标的。萧克听说薄复礼懂中文，就派人把他押来。薄复礼回忆：“见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