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六军团西征——二、六军团湘西会师——一个传教士在红军中的经历——红军的女儿——二方面军与红军总部接通联络——进入贵州、云南——红军北渡金沙江——严重的减员和损失——过雪山——二、四方面军甘孜会师

    红四方面军自1936年3月到达道孚、甘孜、炉霍后，在那里住了三个月。一方面因为南下苦战，部队需要休整，更主要的原因是等待长征中的红二、六军团前来会合，共同北上。

    红二、六军团是由在湘鄂苏区坚持斗争的两支红军部队——贺龙、关向应领导的红二军团和任弼时、萧克、王震领导的红六军团组成的。虽然他们是最后北上的一支红军大部队，实际上在中央红军长征之前，红六军团就已经踏上了征途。

    1934年7月，在湘赣边区永新、宁冈一带活动的红六军团突然接到中革军委的训令，要他们撤离湘赣根据地，向湖南中部转移，在那里创造新的根据地。当时正值蒋介石对中央苏区发动第五次“围剿”，在“左”倾机会主义错误路线指挥下，红军被迫步步收缩，处境越来越困难。在军委命令中，对红六军团的行进路线和地域都作了具体规定。中央代表任弼时、军团长萧克、政委王震坚决执行军委命令，于1934年8月7日率领全军9000多人踏上西征之路。开始大家对军委意图并不了解，萧克后来才明白：“中央红军也要向西撤，中央电令我们转移，是要我们起先遣队的作用。”

    在中央红军长征之前，先派出了两支先遣队：一是方志敏的红七军团；一是红六军团。他们的任务是吸引敌军，开辟新区，为中央探路和减轻中央苏区的压力。他们都是孤军奋战，中央苏区不可能增援和接应他们。打得好就独立生存，打不好就全军覆没。方志敏向敌军力量强大的东北方进军，不久就陷入国民党军重围，在怀玉山失败。六军团向湘西山区进军，处境就好多了。

    遵照军委指示，六军团出发时带上了所有的坛坛罐罐。萧克回忆：“保卫局的犯人、医院、兵工厂、石印机、甚至连个老虎钳子都带走了。有个电台发动机很重，也带上走。你走10里路，它就掉队1、2里，后续部队也跟着掉队。”这种搬家式的行军，把红军的机动灵活性全限制住了。到了“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的贵州境内，山路崎岖，更走不动了。萧克等领导人当机立断，边走边扔，甩掉这些笨重家当，部队才轻装像个打仗的样子。他们把情况报告中央，但中央不理会，在后面跟着大搬家。国民党报纸讥笑红军是“前头乌龟扒开路，后头乌龟跟着来”。简直窝心透了。

    红六军团西行，引起湖南、广西军阀的紧张。他们调兵遣将，前堵后追。本来六军团准备在零陵一带抢渡湘江，但敌军已在湘江西岸重兵布防，只得放弃渡江计划，转移到湖南、广西交界的阳明山地区，想在那里站住脚。到那里一看，人烟稀少，地瘠民贫，实在不好生存，于是六军团继续西进，跳出军阀包围圈，由广西进入贵州。六军团机动灵活地跟敌军捉迷藏，兜圈子，搞得湖南军阀何键的部队疲劳不堪。但是，在贵州石阡县的甘溪，六军团陷入湘、桂、黔三省军阀24个团的包围之中。这次失利的原因是红军指挥员的麻痹大意，萧克说：“我们以为广西军在我们南面，没有预计要遭遇廖磊，因之也没有作战预案。前卫部队遇到邮差，说前面没有敌人。结果邮差刚走，战斗就打响了。”

    战斗开始时红军处境极为不利。六军团被截成三段，前锋部队在参谋长李达率领下冲出包围，去湘西寻找贺龙部队会合。任弼时、萧克、王震率领主力和直属队则“转战于石阡、镇远、余庆、施秉一带，遇到了严重困难。这一地区，山势险峻，人烟稀少，物质奇缺。部队常常是在悬崖峭壁上攀行，马匹、行李不得不丢掉。一些部队有时一天一顿稀饭，饿着肚子走路打仗。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