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子，完全不像当初南下时“到成都吃大米”那么士气高昂了。4月1日，张国焘又召集机关活动分子会，发表长篇讲话。先说在西北建立根据地的意义，再说与中央的路线斗争，又谈少数民族政策问题，最后一部分是谈部队内部的一些问题。张国焘列举错误行为说：“第一，不顾一切的乱搅，有一部分竟发展到类似土匪的行为。第二，轻视地方机关，以‘老革命’自居。第三，没有阶级友爱的精神，争水磨子，吃不完的粮食便随便抛弃。第四，认为要筹粮便只有胡乱搅一顿。第五，自私自利，只顾满足小部分的要求，自暴自弃，醉生梦死，对工作消极。这一切的错误倾向，一刻也不能容忍再继续下去了。因为他将造成一种极大的罪恶，丧失党、政府、红军的威信，削弱我们自己的团结，断送群众。……更有一种罪恶的行为：我们的通信连，又没有发现反动，便随便打了80颗子弹。9军卫生部为了抓一条猪打了许多子弹。同志们想想，我们的子弹并不充足，我们的子弹是要去打敌人的，为什么要浪费子弹？难道准备打完了子弹去当土匪，去做老百姓么？真是糊涂至极！”

    “再其次，在我们部队中，要加紧反对打骂现象，同时反对极端民主化的倾向。这表现在执行命令的精神很差，这可以使我们自觉的铁的纪律松懈与堕落下去。还有一小部分人说：我学习不来，我不能艰苦斗争，晓得哪天打死了，‘革命’便成功了啊！同志，这是什么话！这简直是醉生梦死的大傻瓜，绝望哀号的可怜虫。”

    “在我们高级干部中，个别同志在工作上表现懈怠，不遵守军事秘密，把我们在军事上的秘密到处乱说乱谈，表现小团体的观念。一切一切的怪现象，都在这需要艰苦斗争的时期中暴露出来了。这是小部分同志不相信西北根据地的创造，不刻苦耐劳，向困难投降，悲观失望的一种露骨表现。重复的再说一次：我们必须与之坚决斗争，才能使党的策略路线顺利的执行。”

    此时，张国焘已经和陕北中央、林育英恢复了频繁的电报往来，并达成了妥协方案。在大方针渐趋一致的形势下，本应停止争端。但是张国焘在四方面军干部大会上仍然一再攻击中央，岂不是出尔反尔，毫无道理的举动吗？其实这是张国焘内心虚弱的表现。南下失败，是张国焘政治生涯的转折，连在草地时忠实于他的干部都在怀疑，张国焘与中央的对抗究竟对不对？这种怀疑终究要表现出来。积极者如陈昌浩，越来越明确地支持朱德的主张。消极者就是如张国焘所说的情绪低落，工作起来没有兴趣。但是大家尽管有疑问，还没有公开反对张国焘。因为大家毕竟对中央与张国焘之间的斗争不了解详细情况。至于林育英的来往电报，只有少数高级干部知道。所以张国焘在大会上一喊，大家也就不吭声了。四方面军内部的思想动荡渐渐平静下去。

    四方面军再次回到川西藏族区域，民族关系问题引起大家的重视。在与一方面军会合后共同北上的日子里，阿坝、毛儿盖地区藏民武装不断袭击红军，给红军造成的重大损失和生活的困难，令人记忆犹新。这里固然有国民党当局和藏族上层贵族的挑拨和鼓动，但是红军对藏族民俗不了解，与民争粮造成的种种冲突，也是导致红军与藏民关系紧张的一个重要原因。这次红军来到道孚、炉霍、甘孜，是一个以前未曾涉足的新地区，要想在这里站住脚，必须吸取以往的经验教训，注意搞好民族关系。

    红四方面军在向道孚、炉霍、甘孜进军过程中，也是一路打过去的。四川军阀李抱冰的部队，不是红军的对手，见红军前来，很快将部队收缩到康定，不敢露头。倒是诺那和格聪两个活佛负隅顽抗。红30军88师向炉霍进军时，诺那和格聪在炉霍最大的喇嘛寺——寿灵寺组织1500多喇嘛，紧闭山门，与红军对抗。诺那到寿灵寺讲经时，带去100枝步枪和近万发子弹。但在红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