掩护4军继续向东进攻。在罗炳辉军长、何长工政委指挥下，32军进至汉源时，遇见了红军的老对头——刘文辉部的刘元塘。5月间中央红军攻打会理，曾受挫于刘元塘。现在这个亡命之徒又率一个旅来守汉源。汉源县城位于大渡河北岸大相岭山麓，西门、南门外都是悬崖陡壁，便于防守。北门通大相岭，城外有街道居民，又无城墙。刘元塘依托北门外的大风包、史家坡等制高点布防，阻挡红军。当32军到达汉源城北时，驻守史家坡的吴营长带头向城里跑，半路上被刘元塘堵住。刘元塘怒斥吴营长：“你看清共军来了多少部队？你迟滞了共军多久？你牺牲了多少人？”他一马刀把吴营长砍得血流满面，镇住了逃跑的士兵。刘元塘退入城中，依靠圩寨和城墙死守。红军包围了汉源县城，又切断了水源，但因火力太弱，始终未能攻克。国民党的飞机经常在汉源上空盘旋，乘红军隐蔽，刘元塘部下就出来取水，就这样相持两个月。张国焘让32军担任牵制任务，也没让他们硬攻，刘元塘又占了一次便宜。当红四方面军南下失利，再次北上，32军也撤围而去。

    正当红军节节胜利时，张国焘在后方却心里不安，10月31日夜里，他致电前方的徐、陈，通报中央红军与徐海东、刘志丹会合的消息，然后说：“（丁）依各方情形看来，政局将为有利于我之变化，我们须准备更艰苦较长期的战争，不可图侥幸和孤注一掷。（戊）如有相当把握，宜由右翼打天全敌之左侧，或由太平、双河间打下去，不宜用重兵出大川，请兄按实况决定。（己）西康为我唯一后路，不可以西康落后说自误。即道孚亦比绥靖人口多出产多，康定、道孚若为我有，粮食解决，有宽广后方，且能向西昌方向发展。在敌能守住邛、大、名、天、芦一带碉堡线时，即宜不失时机取康定为好。”

    徐向前、陈昌浩正在指挥部队前进，没回电报。张国焘不见回音，11月6日又致电徐、陈：“我沿路病号掉队多，各团人员少，一时无多补充，敌力渐集，续攻难图大胜，占地亦难巩固。”要徐、陈“宜查明沿金川两岸转移兵力即取康、泸办法”。

    此时红军攻克天全，士气正旺，徐、陈7日复电张国焘，通报了红军胜利的战果后，告诉张国焘：“目前这带粮房人烟极多，村落大于巴川，群众正纷纷回家，各地已开始成立游击队与扩大红军，物质基础很好。如能深入工作，补充人、物较易。……如能多集中兵力在这带打，甚有把握。如马上进西康，补难，减员更大，力分散，天气极冷，对二、六军团配合无力。”徐、陈的意见是：“此地决战得手，则截东或西进均易，西进只是万一之路。”

    有人认为，红军南下的胜利时刻，张国焘却要西进，正是右倾逃跑主义的表现。其实从实际情况看，红军在经历艰苦长征后，究竟还能打多大的仗，张国焘心里是清楚的。他似乎预见到红军向成都平原进军，将会遭到四川军阀的顽强抵抗，前途不容乐观。朱德的头脑也很清醒。在制订向天全、名山进军的作战计划时，他以自己在江西苏区作战的经验告诫红四方面军指挥员说：部队已经打出了川西高原的山险隘口，作战将由山地战、隘路战变为平地战、城市战，由运动战变为阵地战、堡垒战。针对部队在开阔地形条件作战的情况，他特别强调加强防空教育的重要性。既要消除畏惧敌机的心理，又要采取应付敌机的具体措施。万万不可掉以轻心，等闲视之。他说：我们是红军，不是拜物教主义者，绝不惧怕帝国主义的清道夫——蒋介石的飞机大炮。但是我们又要承认敌人的飞机确有杀伤威力，是要吃肉的。口头上空喊不怕，而不去研究对付它的科学方法，只会使红色战士经受无代价的牺牲。朱德对如何组织对空射击、防空隐蔽等问题都作了具体的说明，给徐向前留下深刻印象。遗憾的是，朱德的忠告并未引起各级指挥员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