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再打它一仗，作为见面礼！”徐海东、刘志丹给后方的程子华写信，建议十五军团到关中去迎接中央红军。程子华表示：“敌军文件是一个多月前的，中央红军要来关中苏区的话，已经来了，用不着我军全部去。要是没来关中，那就是到别处去了，十五军团去就会扑空。十五军团远去关中，来回要一个多月，敌军会乘虚占领永坪镇，苏区就困难了。不如十五军团继续向南打，调动西安敌北援，以此配合中央红军的行动。”后方领导都同意程政委意见，并通知了前方指挥员。十五军团暂时没有动，等待中央更确切的消息。

    徐海东、刘志丹在前方作战，后方却在策划“肃反”。陕北党的个别负责人给刘志丹等干部戴上“右倾取消主义”的帽子，声称26军里有暗藏的敌人，要进行肃反。这些情况，在前方的刘志丹都不知道。保卫局抓人后，用刑讯逼供的残酷手段迫使他们承认自己是反革命，并招供出所谓的“同党”。短短几天内范围就越搞越大，发展到怀疑刘志丹、高岗、张秀山等主要负责人和26军营以上干部。

    顾忌到刘志丹在陕北红军的崇高威信，“肃反”负责人决定秘密逮捕他。他们给前方指挥部写了一封信，让刘志丹回后方瓦窑堡开会。10月6日刘志丹接到信后，并未怀疑这里有阴谋，交代了工作就骑马前往瓦窑堡。半路上突然遇见一个通信员，拿着一封省委给前方指挥员的信。通信员看到刘副军长，就把信交给他看。刘志丹看见信中写道，要前方“防止突然事变”，从中感到事态的严重。但是心怀坦荡的刘志丹还没意识到自己的险境，他自信忠诚革命，心里没鬼，有什么好怕？他把信重新封好，让通信员送往前方，自己径直回瓦窑堡来。

    刘志丹回来后，立即被关进保卫局的窑洞，名曰“审查”。很快，高岗等一大批干部在后方被逮捕，习仲勋当时也被抓了起来，与刘志丹等人关押在瓦窑堡城内一家旧当铺里。每天挨个被拉出去提审。26军营以上干部几乎都抓起来。陕北苏区内乌云翻滚，每天都有人被拷打，被杀害。短短20天内，被杀害的陕北红军干部多达200余人！刘志丹的妻子女儿得不到刘志丹的消息，四处寻找，都被保卫局的人拒之门外。她们看到有人在瓦窑堡城门外挖了一个可容几十人的大坑，听人们说，有一批犯人将在这里被活埋。她们伤心地认为，刘志丹恐怕是在劫难逃了。

    这时，毛泽东率领中央红军已经进入陕西境内，正在努力地寻找刘志丹的红军和苏区根据地。没有通讯联络，人生地不熟，陕北这么大，到处是黄土坡，刘志丹的红军在哪里呢？毛泽东心里很焦急，这支疲惫不堪的队伍越来越难带了。

    黎明前的黑暗往往是最难熬的。红军在经过荒凉可怕的雪山草地后，一旦到了有吃有住的地方，有的人就再也不愿意往前走了。所以，每到一个村镇，都有人不辞而别。说他们当叛徒，投国民党那不是事实，有人转道回老家，有人被当地农民收留，还有的被“土豪婆”（其实只是稍微富裕一些的农民）招了女婿。《彭德怀自述》中说，中央红军“在哈达铺整编时一万四千余人，到吴起镇只剩七千二百人了”。我们知道这段时间内红军没打什么大仗，减员却有一半之多，即使这个统计未必精确，逃亡现象之严重也可见一斑。

    还有一些“左”的行为造成部队人心浮动。王平上将回忆：“红一方面军北上途中，部分领导干部产生了一些过激情绪，特别是在哈达铺整编以后，原红三军团的一些干部和部队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整编时，从中央和红一军团调了一部分干部到二纵队（即原红三军团）担任领导工作，这部分干部对红三军团的干部战士印象不好，看不起三军团的同志。从哈达铺到吴起镇一千多里的急行军中，二纵队一方面要同尾追的敌人打仗，一方面还要部队不断整顿纪律，弄得干部情绪不高，部队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