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是：总的路线正确，其他个别问题不正确。

    张闻天说：关于通南巴问题，使它成了苏区，总的路线是正确的。放弃通南巴，这是个严重的错误，找不出理由为何要放弃。在鄂豫皖苏区几次没有打下敌人，因没有准备打，又打得不好，那时退出是正确的。但通南巴是打退了刘湘，胜利后放弃苏区，是不对的。关于民族问题，张说：凯丰上次草案（指批判西北联邦政府文章后附的民族政策草案），我是不大同意的。提出的基本问题是同意的。联邦政府在组织上程序上是错误的，我们应着重自决方面，联邦是要自由结合的，为什么要采取联邦？不能承认川陕省委所说联邦在组织上理论上正确，这样说不对。

    最后，张闻天强调了根据地问题。他说：通南巴地区有相当多的群众，地方相当大，但现在放弃了。并不是被敌迫出，而是胜利局面下放弃。如果说中央有电报要放弃，可以不放弃，我们不会因电报放弃苏区。原因是没有深入工作，加强党和地方武装，深入的土地革命，全靠红军支持。通南巴的教训，使我们对建立新的根据地，要有决心派好的干部去建立政权，彻底解决土地问题。建立和巩固革命根据地，对革命发展有很大意义。

    会议结束前，张国焘作了补充发言，代替会议的结论。他承认鄂豫皖苏区第四次反围剿的失败是因为对蒋介石军队的力量估计不足，打得不够坚决。当时考虑保存红军是主要的，对游击队的作用重视不够。张国焘讲完，就散会了。两天的会议没有形成文字的决议。

    这次会议是一次非正式的交锋。中央领导人发言的调子并不一致。朱德、毛泽东、周恩来、邓发都以肯定为主，善意地提些意见。凯丰则是措辞严厉，大有批判的味道。

    凯丰的批判是否有道理？红四方面军退出通南巴苏区究竟是怎样一回事？这里面有各种复杂的原因，需要回顾一下红四方面军的战斗历史。

    通江、南江、巴中地处大巴山、米仓山南麓，山川纵横，险峰林立，只有崎岖的小路蜿蜒穿行于茂密的原始森林之中。这里人口稀少，封闭落后，属于穷乡僻壤，与四川盆地的富饶形成强烈的反差。但是这里与井冈山、大别山有相似之处：地处偏远，军阀的统治比较薄弱；山高路险，易守难攻，适合红军的休养生息；经济落后，人民贫苦，适宜发动群众革命，建立根据地。红四方面军从鄂豫皖西行千里，能在这里落脚生根，与上述条件有直接关系。

    1933年红四方面军到达通江后，徐向前把总部建在县城里。他描述当地的情况说：“通江县城不大，约千余户人家。三面临山，一面傍水，四周环有相当坚固的城墙。主街道两旁有些店铺，经营日用百杂、山货土产、饭菜小吃之类。白木耳甚多，一块光洋能买一大堆。部队不知道那是高级营养品，买回来成锅煮，当稀饭吃。而盐巴、布匹、医药，则极为短缺。民房一般为木质结构，大都年久失修，破旧不堪。最令人瞩目的建筑，要算一座宽敞的孔庙和一座坚固的天主教堂了。方面军总部和西北军委机关，临时设在这两座建筑里。”他看到这里的老百姓“贫困到令人吃惊的地步。不论县城或乡村，我们见到的多是些‘打精巴子’的男女老少，衣不蔽体，面黄肌瘦，佝偻着身子缩成一团。十七、八岁的大姑娘没有裤子穿，围着块棕片遮身。而且这里鸦片肆虐，男人多是大烟鬼，骨瘦如柴，不成人样”。

    红四方面军初到通南巴，干得轰轰烈烈。打土豪、分田地，扩大红军。不但男青年争先恐后，女青年也积极参加红军。当时的实际情况是，当地男人烟鬼太多，招到部队来要先集中戒掉大烟瘾，实在是一件很艰难的工作。当地的妇女倒是身强力壮，吃苦耐劳，无论田头家里，都是主力军。于是红军招了不少女青年，组成妇女团。战地勤务、后方工作杂务由她们主要承担，发挥了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