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则快马加鞭地赶回茂县红四方面军总部，同徐向前、陈昌浩商量。

    此时，留在总部的徐、陈二人正满怀希望地盼着张国焘回来，听听中央对下一步战略行动的指示精神。徐向前回忆说：“张国焘从两河口返回茂县途中，经下东门见到了我。他对会见中央领导及两河口会议的情况，不愿多谈。只是说中央红军一路很辛苦，减员很大，和我们刚到通南巴时的情况差不多。我最关心的是下一步向哪个方向打？他说：中央的意见，要北出平武、松潘，扣住甘南，徐图发展。我看还是先取川西南比较好，否则两河口会议结束后，粮食给养都不好办。”徐向前当即向张分析了南下与北上的利弊得失，委婉地劝说张国焘还是北上为好。“张国焘沉思良久，最后表示同意先打松潘，但仍坚持南取邛崃山脉地区的意见。”

    陈昌浩回忆：“张国焘在前面开了两河口会议，打回来个电报，内容大意是情况不妙，可能是说中央红军留下不多了，埋藏好久的篡党思想可以公开了。会后中央派刘伯承和张国焘回来传达，但张国焘在路上把刘伯承留下了，只是他一个人回来，完全用他自己的观点来解释，好多都是他臆造的。张国焘走之前我内心对毛主席还是钦佩的，感到中央红军发展很大。但张国焘回来后谈的一切都是为了攻击党中央以毛主席为首的领导，曲解遵义会议，好象中央都不对，遵义会议前是错了，遵义会议后也不行，唯一的证明是部队垮了，只剩下几千人。并以此为其脱离通南巴苏区做辩护（当时有些干部对离开有意见）。证明他的领导正确，保存了力量，成了红军的主力，一方面军是不行了。中央好的东西一点也没谈，谈的都是攻击中央特别是攻击毛主席的东西，把遵义会议之前的错误领导和遵义会议之后毛主席的正确领导混为一谈。我的思想除右倾有共同点外，他回来的宣传使我成为了他的俘虏。对中央领导发生怀疑，拿军事上暂时的挫折来证明领导有问题，以红军的多少来决定领导是否正确。”

    短短的几天会议，张国焘的思想为何发生这么大的变化？一、四方面军之间人数和实力的差距确是张国焘野心膨胀的一个原因，但如果简单地把长征中的这场大破裂归咎于此，未免把错综复杂的党内矛盾和斗争看得过于简单化了。必须指出，在一、四方面军会师之前，张国焘和四方面军的指挥员们，都真诚地盼望中央红军的到来，能扭转不利局面，使革命摆脱困境。陈昌浩回忆：“大概在（1934年）8、9月里，当时领导上知道敌人已在进攻中央苏区。我到后方以后，和张国焘、向前同志常谈这件事，天天晚上注意收听中央的消息，注意打到了哪里，以决定自己的行动。确实心里有些不安，沉不住气了。那时中央红军有十三万人，搞了那么多年，结果还是离开了。我们怎样办？这个思想一直没有说明过。商量的结果，大家认为不能死守川陕（通南巴）苏区。与其等敌人压过来被迫退出，不如主动退出。找一个有利地区保存实力，等待时机。”所以当一方面军接近懋功，与四方面军即将会师的消息传来，大家都极其兴奋。陈昌浩亲自在墙上写大标语：“庆祝三十万红军大会师”。徐向前在旁边冷笑，说：“哪有这么多红军？你这样宣传还兑现不兑现？”当张国焘在两河口见到一支疲惫不堪、装备破烂的中央红军时，原来的希望几乎破灭了，其言谈口气也从一个朝拜者转为收容中央的东道主。

    两河口会议刚刚结束，张国焘本打算和中央负责人谈谈话再回茂县总部。这天中午，秘书黄超—— 一个二十来岁的年轻人，把一份刚出版的中共中央机关报《前进》第2期递给张国焘。黄超原来在上海读书，从事地下学生运动。30年代初被上海中央派往鄂豫皖苏区。当时他只是一个毛头小伙子，中共中央却举荐他可以担任要职。黄超在四方面军总部做了张的秘书。1933年1月，鄂豫皖苏区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