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根本不会醒来，即使炮弹在旁边爆炸，我也只是翻身再睡。”

    李德接着写道：“由此可以想象，部队的情况如何了。病号和累垮的人多于死伤者，损失与日俱增。虽然，自年初以来，我军在贵州招募了几千名志愿兵，但许多师团还是明显地缩减了。我想在这里特别强调一下，值得赞叹的是，尽管如此，部队的纪律和斗志依然没有受到挫伤。”

    今天的历史学家费了很大精力，才将“四渡赤水”的行军路线在地图上还原出来。那如同一团乱麻似的线路，记录了毛泽东与国民党中央军和川、黔军阀周旋的过程。一条赤水河就是四川和贵州两省的分界，红军在川军与黔军的包围中穿梭往返。你摆好阵势等我，我偏不来；你想跟我打仗，我虚晃一枪就走。那些背着步枪和烟枪的“双枪兵”也不傻，他们只要把红军赶出自己的地界，就不再追击。各自保存实力的算盘，使川军和黔军不可能同心协力与红军打一场死仗。毛泽东就是这样带领中央红军走出了国民党军队的重重包围，渡过金沙江，进入了云南境内。就连对毛泽东成见极深的李德也承认：“渡过金沙江以后，在战略上形成了一种新的比较有利的局势。首先是摆脱了蒋介石的追击部队，通往北方的道路畅通无阻了。”

    但是在会理，一座靠近云南边界的四川小县城外，毛泽东却遇到了来自敌人和自己的部下的双重挑战。红军把会理城四面包围，军委将攻占会理的任务交给彭德怀的红三军团。没想到守城的川军团长刘元塘没有逃跑，决心死守待援。他烧光城外的民房，把部队收缩到城内。5月10日晚，三军团开始攻城，在敌军火力封锁下，攻城没有得手。11日至14日，红军工兵在会理城下挖掘地道准备爆破城墙。14日晚，一声巨响，会理城墙炸开一个大缺口，红军发起冲锋。刘元塘亲自带兵前来堵口，红军又未得手。毛泽东清醒地意识到：红军目前的简陋武器装备，不适宜进行城镇攻坚战。便命令停止攻城，转而向北挺进。

    几个月紧张的行军，中央政治局甚至没有一个从容的时间和各军团的指挥员坐下来开个会。下达的行军指示常常是绕来绕去，有的村子经过两三次。中央的口号也一变再变，一会儿说到黔北建立根据地，一会儿又变成川黔边，后来又变成川西北。一些指挥员难免会有疑问：我们到底要去哪里？一贯忠于毛泽东的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也埋怨毛泽东尽走“弓背路”（指多余的冤枉路），给军委写信，建议毛泽东、朱德、周恩来随军主持大计，让彭德怀任前敌总指挥。5月12日下午，中央政治局在会理城郊铁厂召开扩大会议，讨论战略方针和统一领导层的认识。毛泽东在会上教训林彪：“你是个娃娃，你懂什么。”接着，毛泽东向大家解释：当前跟敌人硬顶不行，绕点圈子多走点路是必要的。会议强调了要团结一致，克服困难，顽强战斗，继续北上，到川西同四方面军会合。一场内部风波就这样平息了。但是毛泽东却把这笔账记在彭德怀头上，认定是他鼓动林彪图谋篡位，结下了积怨。

    目前我们还找不到可靠的文献能表明，此时中央红军与四方面军已经开始了通讯联系。但是他们很可能通过国民党的电台和报刊了解对方的行踪。中央红军离开会理后，便开始大踏步地北上。很快经过凉山彝族区，来到大渡河边。蒋介石决心把红军消灭在大渡河边，让朱、毛做石达开第二。无奈四川军阀刘文辉只顾自己保存实力，他的川军部下也是一帮只能抽大烟不能打仗的草包。红军一进攻，他们乱放几枪就争先恐后地逃命。所以红军连续取得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的胜利。

    毛泽东等中央负责人到达泸定后，开了一次会。会议分析了中央红军渡过大渡河以后的形势，决定了两件事：一是避开人烟稠密地区，向北走雪山草地一线；二是派陈云同志去上海恢复白区党的组织。究竟能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