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我开始走访乔布拉村中一些最贫困的家庭，想看看是否能有任何方式直接帮助他们。这个村分为三个地段，分别聚居着穆斯林教徒，印地教徒和佛教徒。走访佛教徒地段时，我会带着我的学生迪帕尔·钱德拉·巴鲁亚（Dipal Chandra Barua）一起去，他就是在这个地区土生土长的。还有我的同事h.I.拉蒂菲教授常陪我一起去，他认识那里的大多数家庭，并天生有一种能使村民们感到自在的本事。

    一天，拉蒂菲和我去乔布拉村做例行询问时，我们在一个低矮的茅屋前停了下来，泥墙已经坍塌，茅草屋顶千疮百孔。我们从一群正在觅食的小鸡与种着蔬菜的畦间穿过，向房子走去。一个女人蹲在门廊肮脏的地上，双膝紧紧夹着一个做了一半的竹凳。她全神贯注地埋头工作，手指飞快地动作着，编织那些执拗的竹条。

    听到拉蒂菲的问候，她忙放下竹器，站起身，匆匆走进屋子。

    “不要怕，”拉蒂菲冲她叫道,“我们不是陌生人。我们在大学里教书，咱们是邻居。我们只想问你几个问题。”

    拉蒂菲礼貌的态度使她放下心来，她低声回答:“家里没人。”

    她的意思是，家里没有男人。在孟加拉，妇女是不应该和非近亲的男人说话的。

    孩子们赤裸着在院子里到处跑。邻居们从窗口窥视着我们，想知道我们在做什么。

    在乔布拉村穆斯林教徒居住的地段，我们经常不得不隔着竹墙或竹帘和妇女说话。实际上，遮蔽习俗（ purdah）使已婚的穆斯林妇女始终处于与外界隔绝的状态。吉大港地区一直严格遵守着这一习俗。

    我在吉大港土生土长，会说本地方言，总是努力通过聊天赢得穆斯林妇女的信任。向一位母亲夸赞她的孩子，往往能很自然地使母亲感到自在。于是我抱起身旁一个赤裸的孩子，但他哭了起来，向母亲身边冲过去。她任他爬到自己怀中。

    “你有几个孩子?”拉蒂菲问她。

    “三个。”

    “这个孩子长得很好看。”我说。

    这位母亲稍稍安下心来，抱着孩子向门口走来。她二十出头，瘦瘦的，黝黑的皮肤，黑眼睛。她穿一件红色的纱丽，目光里是一个每天从早到夜劳作的妇女的那种疲惫。

    “你叫什么名字?”我问。

    “苏菲亚·贝格姆（Sufiya Begum）。”

    “你多大了?”我问。

    “21岁。”

    我并没有拿出笔和小本子来记录，我怕那会吓着她。我只允许我的学生们在回访时做记录。

    “这竹子是你自己的吗?”我接着问道。

    “是的。”

    “怎么得来的呢?”

    “我买的。”

    “这竹子花了你多少钱?”

    “5塔卡。”当时，这相当于22美分。

    “你有5塔卡吗?”

    “没有，我从派卡（ paikars）那儿借的。”

    “那些中人?你和他们是怎么说定的?”

    “我得每天把竹凳卖回给他们，算作还款。”

    “你一个凳子卖多少钱?”

    “5塔卡50波沙（poysha）。”

    “那么你就挣50波沙的利了?”

    她点点头。那只有大约两美分。

    “你能从放债人那儿借现金来买你的原材料吗?”

    “能，但放债人会要很多。和他们打交道的人都变得更穷了。”

    “放债人要收取多少利息?”

    “看情况。有时他要每周10％，但我有个邻居，要每天付10％。”

    “而那就等于是你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