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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门口站出留学机会
性格能改变吗?很多人说不能。可是我认为,本性是不能改变的,但性格是一定能改变的,大学时期的你一定要尝试改变性格。大学是什么?大学是个“小社会”。从跨进校门时,每个人就应该进入改变性格的阶段。如果你连自己的性格弱点都改不了,你和成功的距离就非常遥远了。

    一个人如果连性格都不想改变,就不要奢谈成功。

    当我给各所大学打电话时,我痛切地感觉到自己身上从大三以后开始发生的性格变化。我第一次发自肺腑地渴望得到他人的帮助。转志愿的时候,以我第一名的成绩,学校一般是不允许的。我找到应用物理系的系主任徐大雄老师,和他说了自己的情况。徐老师比较同情我,主动去找研究处的老师,帮我开了绿灯。虽然他只是一句话,却帮了我很大的忙。2008年6月5日是他的八十大寿,北邮为他办生日宴会,我去作了演讲,并为他专门成立了一个奖学基金。古语云: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我这一点报答和涌泉相去甚远,只是表达对老师的一份感恩之心。

    如果一个人在大学阶段什么都没学到(如同我大学前三年那样),只要做一件事:把你的性格变好。这就是最大的收获。

    性格是一种习惯,只要坚持改,就一定能改变。

    很久之后,当我有权力决定别人的命运时,我格外珍惜对这份权力的使用。很多经我之手被面试的年轻人都知道,只要我可以给他们一个机会,我绝不会吝惜。我想,对于这些年轻人来说,我就是那个站在门后的人。只要有可能,我是多么希望为他们将那扇门多打开一些,让他们安然进到那个更广阔的世界。

    眼下,我还得自己去推我那扇门。从时间上来说,出国审批的期限已过,我已经没有机会了。我拿着北广开具的介绍信,来到教育部出国司。一位姓李的副司长一边看着介绍信,一边听我用战战兢兢的声调讲述事情的原委。听完后他把介绍信扔进抽屉里,让我回学校去等消息。等了几天,当然不会有任何消息。我再一次跑了去,李司长说审批工作早已结束,已经报部委领导了,不可能有特例。你回家吧,他说。

    我该怎么办?从教育部骑车回住处的路上,我止不住地胡思乱想。给邓小平写信,还是去教育部静坐?一个个荒谬又可笑的念头,像路旁的电线杆子从我眼前一闪而过,又消失得无影无踪。没有权力,没有金钱,没有门路……那我还有什么?时间。

    从第二天开始,我便每日准时到教育部去上班。8点上班我7点半就到了教育部门口,看见李司长走来,我就说:“李司长,早上好!”到了中午吃饭的光景,我还在门口等着,我说:“李司长,您出来吃饭了?”李司长吃好饭回来,我又说:“您吃好饭了?中午好好休息一下。”晚上下班的时候,看见李司长出来,我又说:“您下班了?走好。”

    到了第四天早上,李司长终于对我开口说话了:“你是谁?为什么天天来叫我的名字?”我急忙告诉他,我就是那个没有被他批准出国的学生。他说:“哦,知道了。”中午他出来吃完饭回办公室,我依然恭恭敬敬地站在那里跟他打招呼。他让我去他办公室,在那里他对我说:“我们看了一下你的资料,各方面不错。不过时间晚了。但你可以去广播学院邮电学院补一些资料,补来后我们再考虑是否给你出国名额。”

    我立刻回去将该要的资料都拿来了。我知道李司长需要的不是这些资料,我已经可以出国了。果然,我很快就从北广研究生处接到了教育部转来的出国审批成功的通知。在那一刻,我觉得什么都值了,我甚至愿意去教育部门口再站4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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