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你说得对！咱还真缺个“三民主义”啥的。东北的高粱茬子老子还没吃够，咱撤！“三民主义”是什么？是大目标、大抱负、大是大非！有了这些，就有民心，有力量，有方向，那些土军阀不服气还真不成，所以国民党一路就起来了。共产党也起来了，靠的是两次世界大战和上世纪30年代经济危机所鼓荡起来的世界社会主义的天风。我头些日子见过朝阳区的一位老太太，95岁了，还办学校、写书法、不戴眼镜刻剪纸，真是个老神仙。她是解放后朝阳区文化馆第一任馆长，辅仁大学学教育的。解放后那阵儿，她说早上起来六点钟一推门——“革命”去了，晚上九点钟一拉门——“革命”回来了，下工厂，跑基层，没日没夜。像这样不计成本，豁出性命的，那个时代大有人在，结果很快就改变了国家一穷二白的面貌。有了大目标，人的精神状态就不一样，走路都有弹性。没有大目标，东也不是西也不是，走走人就走懈了。到了“文革”，老太太说，坏了，一定是奸臣当道了，要不怎么我敬佩的好人都成坏人了呢？甭革命了，回家吧。中国革命为中国人树立的大抱负大目标，到“文革”盛极而衰，民心士气被造反、串联、斗批改挥霍光光的。到了“文革”后期，整个风气开始低靡，社会开始用小情小调来反弹极左政治。夏威夷吉他弹奏的《划船曲》、刘淑芳女士演唱的在青年中广为流行。刘女士那一句“我的小宝贝啊！啊！我的宝贝！”对于听者的影响，用当时一首革命历史歌曲中的歌词说，就是“撂倒一个，俘虏一个”。“文革”结束之后，小平同志审时度势，对大目标大抱负做出了历史性的调整——他明白没大目标还是不行的。他说，解放全人类的事就先放一放吧，来个短期点的、实际点的——国民经济翻两番，每人钱包鼓两鼓，先鼓后鼓都得要鼓！那时候刘晓庆这样的歌星影星一天能多挣五毛钱，就觉得像是活在童话小人书里了。所以，甭管先鼓后鼓、让钱包鼓了再鼓的目标，一个“鼓”、一个“先”，的确给了普通中国人极大的推动，大家狼奔豕突，都想当那“先鼓”的。这个目标当然有代价，代价出自先后之间的距离。按小平同志原来的设想，大家都还在同一个马拉松方阵里，彼此顶多差个十步八步。没想到刚跑到一半，前后就差出好几里地，后面的连前面的背影都看不见，看不见背影人就会绝望，就可能出事。另外，这个目标还有个局限性，局限性出在“一”鼓、“两”鼓上的数字上，这种数字化的目标,哪怕就是“七”“八”，也都还是相对容易实现的。容易实现当然也算优点，但同时也是缺点。太容易实现了，人就容易进入酒足饭饱的状态，酒足饭饱的状态就容易导致提笼遛鸟、逛八大胡同的行为。今天的精英碰到老同学翻来覆去是那几句话：“车也有了，房也有了，啥都有，没急没慌的，连裤裆都不闹事，时不时还得带着伟哥去找小妹提提神儿。”总之，精英无精打采腐朽成这样，说明既有的目标该调整了。不调整振奋不了精神，进入不了状态，凝聚不了力量。中华民族在世界文明史上还需要跨出一步，她需要动力，动力来自目标。

    现在腐朽分两路：一路是奔西方的后现代；一路是没落贵族牡丹亭。因为他们都是穷人，没有别的可效仿，只有一个是洋腐朽，一个是原来的腐朽，就是牡丹亭那一路。

    中国应该成为一个价值多元的社会，小情小调、旁门左道，甚至腐朽没落的东西也应有存在的空间，一个健康的社会理应如此。同性恋、双性恋让他们恋去；裸奔找个人少的地方让他们奔去；像李银河博士把“虐恋”说得精美绝伦，也没问题，就是音量别太大了。有那些特殊嗜好的人关上卧室门，拉上窗帘，用小鞭子、小刀子、小铐子切磋技法、创新美感，只要是愿打愿挨、不出人命，社会不应该干预他们。但同样，他们也没必要老跟没这嗜好的社会大众兜售那套东西,说这才叫“先进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