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在心安理得地享受着北京饭店、宴请、主席团荣位，享受着体制给他们的可以好逸恶劳的平台：住房、创作假、补贴。但是，他们的嘲讽比我们更加犀利！个个都像与己无关似的！那么，循环下来，我们可能清算谁呢？我们谁也没有逮着！我们讨伐的也许是一个子虚乌有的东西。因为最令人痛心的是：谁肯担当？

    “空列车”的故事，没有担当的“局”，折射出一个国家的心理悲剧。强大的公众信息在一座软墙上附着、掉落，我们找寻那个出口，而那里发出同样的疑问：你们在找什么？

    “空列车”的隐喻，令我有一个奇怪的联想，一个有关我们这个社会的超级黑色幽默。里的马贡多镇，不怎么开化的居民不能忍受电影，因为电影演员的角色置换嘲弄了他们的感情。一个在西部片里赢得他们尊敬的英雄，刚刚在观众的泪水中下葬，又在另一个片子里以阿拉伯人的形象出现。这让他们气得发疯，于是他们砸了电影院的座椅。这个看似好笑的描写，让我注意到了黄纪苏曾说到的强烈印象，负具体责任的人，在贯彻路线方针政策的同时，又在巧妙地扮演着冷峭尖刻的批评者，都在巧妙地告诉大家：其实我是明白人。这种双重置换，是不负责任的“聪明人社会”的安身立命的技能。推衍开来说，我们这个社会登峰造极的超级悖论，就是王朔早年间所点到的：一夜之间大家都以受害者的面貌出现，王朔这样回击：去你妈的，早的时候你干什么去了？王朔这样骂，可能有点粗线条，可是，看看那些身怀“屠龙术”的媒体人、那些自由知识分子，不正是这样玩变身的吗？明明他们是掠夺性“改革”的欢呼者，明明他们是急功近利的价值观的吹鼓手，明明他们是垄断资源的得益者和食利阶层，然而摇身一变，一切令人不高兴的后果都和他们没有任何关系！他们装出一副总是在受排挤、总是弱势声音的样子，把30年的图景、路线图描绘成他们永远同老古董们作战的“大明英烈传”。现在出问题了，他们又急匆匆地把中国划分成争执着的两方面，继续抖机灵，做大义凛然状，估算着自己未来的得益。在这个资讯发达的时代，他们的选择性“失忆”是否玩得过头了一点？

    这绝不是激愤之言。

    爱国真是“强势”吗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周庆安告诉我，我们现在根本不缺最具有智慧含量的批评。现在的流程已经发达到这个程度——出了一件事，报纸的评论版会马上找到对应的专门人士量身裁衣，有模有样的公义讨伐当夜就出来了，而相比之下，建设性的言论则没有那么便捷。

    现在的知识分子，实在是太聪明了。

    中国的时运，中国的走势，各有各的说法。按照《南方周末》评论员宣称的，现在进入了“拐点”。虽然南方报业总爱做出一副庞然大物的姿态，描绘时局图舆，引领先进思潮，风光之盛，动静之猛，意味之深，端出一副“我上面有人”的俏娇模样（让人想起《武林外传》里的范大娘），不免引起其他非嫡系人们的讪笑和妒忌。但“拐点”之说，真是找准了感觉。问题是我们这个“拐点”怎么一个“拐”？中国不再是昨天的中国，改革开放是不可逆转的，言论的自由空间扩大了，且让我们快慰而鼓舞，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为现今和未来建言。

    可是，我们还是忍不住要扮演高歌猛进时代的“低调俱乐部”角色。因为这种“高歌猛进”是贴着人家的，是一种调子怪怪的极其势利心态的“激进主义”。因为有这种真实情绪在，起码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他们根本不想打算掩饰的双重标准，同样是民众高涨的情绪，只看到对内政状况不满的强大精神现实的热切关注，而同样强大的另一个精神现实——对西方欺凌我们的民众反应，那种则加以痛斥、辱骂、压灭、有意地误读。是的，痛快地说，有好的民意和坏的民意，一种民意潮